“融合發展需要雙管齊下，既需要通過國家與地方的適當互動開展，也需要國家的“單方”行為加以推進。融合發展將使港台居民產生全新的國民身份意識與認同取向，使得其在內地的就業與定居就如同在港台內部一樣，是一國之內的地域性選擇。”田飛龍說。
當然，這一過程會造成港台本土派甚至港台社會的巨大恐懼和憂傷，小確幸、後現代的鄉土鄉愁以及歇斯底里的分離主義都可能發生，但大國崛起不可能長期包容和放任內部既存的過大差異和張力，必然通過積極的國家建構與憲制再造完成對地方多樣性的再嵌入與再整合。歷史時間與主場效應決定性地轉向主體大陸一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開始由中國的“單方”入世轉為中國對世界的介入與重構。在世界歷史天平的快速傾斜中，在21世紀以來的世界新秩序對1500—2000年之五百年西方主導秩序的反動與重構中，東方的世界歷史正在展開，而中國處於這一歷史運動的真正核心位置。港台作為西方文明秩序深植（殖）亞洲內部的小體量代表，正在發生重新嵌入亞洲秩序的歷史變遷。這一過程殘酷無比，因為一切都將重新理解與構造，告別的要回來，貶低的要重看，自以為終結的並沒有真正發生。當然，這不是秩序範式的截然斷裂，中國以其文明性格與歷史命運，所進行的必然是一種積極的歷史綜合。這仿佛又是一個打破“城邦典雅”、融入“新型帝國”的羅馬式時刻。不，這不是羅馬，這是中國，中國化的世界，以及世界化的中國，一種新天下主義命運共同體的重臨。
田飛龍對中評社表示，港台所融入的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或黨國，還是一個重新生長的文明帝國。這是災難，是命運，也是巨大的歷史機遇和秩序新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