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設開創新局
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早就指出：“現代性”將帶來穩定，但“現代化”的過程則會造成政治體制超載而易生動亂。在維持穩定同時追求發展方面，列寧主義政黨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模式，而中國就是最佳的例子。不過，杭廷頓當年只注意到中共藉由列寧主義的黨組織而在1949年建立了能夠有效統治中國的政府，還未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進而推動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而中國一旦開始推動現代化，仍然有不穩定的可能。可是如果不啟動現代化，國家又永遠貧窮落後，難免挨餓、挨打，無法立足於世界。這就是從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經常聽到的兩難悖論：“一收就死（或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依此悖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注定左支右絀，難以成功。台灣許多‘反共’或‘台獨’的人就是這樣看待中國大陸。”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悖論似乎已被歷史證實。”
石佳音說到，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某種程度證實了“一收就死”。此後直到1989年的風波，又仿佛見證了“一放就亂”。其後直到1992年，大陸看似又將走回“一收就死”的“鳥籠經濟”，然而鄧小平卻以“南巡講話”推動了第二波更深入的改革開放。不過，在新一波的開放大潮中，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官場腐敗和貧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導致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甚至自2011年起連續3年國內的維穩費用預算超過軍費，又仿佛再度證實了“一放就亂”的無奈。然而，如果我們深入思考這個悖論的原因，再仔細觀察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作法，就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石佳音談到，首先，“一收就死”，是因為政策不對；“一放就亂”，則是因為制度不良。由於中國各地方的情況和條件千差萬別，為了摸索有利於發展經濟的政策，勢必適度放權於地方政府及市場經濟。否則一旦收權於中央（及政府），就會損及地方的積極性和市場的合理功能，導致“一收就死”。可是，如果中央已有正確的政策，則集權中央及政府並不會導致死水一攤。同理，過去雖因制度不良，無法約束官箴、落實中央的政策，導致“一放就亂”。但如能建立合理有效的法治制度，那麼放權並不必然造成官場與社會的混亂。
習近平在2014年10月23日於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說：“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這就一針見血地提出了：要以“立法”（制度建設）來“治事”、“治人”。依此思想，他可說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視制度建設的領導人。以十九大報告來說，其中的關鍵詞出現頻率最高的，不是別的，就是“制度”（包括“制度建設”）──總共出現100次之多，甚至高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70次！此外，還有“法治”（34次）和“依法治國”（19次）兩個高頻詞語，都說明了習近平對“以制度推行政策”的重視。
因此，習不斷強調：以黨紀國法“從嚴治黨”、“從嚴治吏”；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讓制度、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防違法違紀的“破窗效應”。在實際作法上，他更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積習，針對高級幹部開始抓法治建設。過去5年來，省軍級以上幹部及高官“落馬”了440人，其中含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43人（占總數11.4%）、中央紀委9人（占總數7%）。這些人中，包括了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等大老虎。只要這樣的做法持續下去，大陸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就能成功。而只要官場風紀能改善，大陸政府的施政能力必然大幅加強，更能有效地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石佳音表示，除了反腐與扶貧外，十九大報告裡還宣稱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可見健全市場機制已是大陸的既定政策，因此過去5年不斷集權中央，已能做到“收而不死”。同時，因為習近平是以“約束公權力”的“制度建設”來推行其他政策，所以在“收”中含有“放”，並可做到“放而不亂”。有如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5月13日國務院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說的：“既要落實放權的責任，也要落實監管的責任，兩者齊頭並進，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出現監管真空，一定要走出‘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他強調，十九大後的新中國，將如此繼續以制度建設開創新局，做到“收而不死，放而不亂”，而後就能收放自如，最終破解困擾中國以及其他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悖論。這將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所做出的最大啟示，同時也將消解台灣對大陸體制最大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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