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習主席盼望港人“房子住得更寬敞”、瞭解港青“置業面臨實際困難”，反映出破解香港住房問題具有政治性、急迫性。他表示，回歸以來歷任中央領導人多次關心香港住房、土地問題，但像習主席這樣如此細緻入微地體察民情、見微知著、直戳要害尚屬首次，生動體現了習主席人民領袖的愛民情懷和治國理念。這也從另外一方面說明，解決香港住房問題刻不容緩，必須要在短期內看到“治標”的成效、找到“治本”的路徑。因此，無論是在政權機關的愛國者，還是在各行各業的愛國者，都要齊心協力、集思廣益把住房問題當做改善和發展經濟民生的頭等大事來抓，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也是一項檢驗愛國者成色、能力的政治考核。
第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全面把握香港住房問題的特殊性，需辯證地認識到“階層向上流動”才是香港住房問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分析：首先，化解香港住房領域的矛盾必須要以現行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普通法體系為基礎，通過特區政府行使高度自治權予以積極穩妥處理，這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四個必須”的明確要求，不應本末倒置；其次，看待香港住房領域的矛盾必須要堅持辯證法，既要找主要矛盾又要找矛盾的主要方面，“幫托底”和“助上車”兩手抓，根本目的是促進社會向上流動、打破貧富階層固化，實現地產經濟健康發展，決不能陷入“福利主義”誤區，通過一味擴張公營房屋來表面化理解和解決住房問題，不僅令政府承擔巨額建設與維護開支，也變相形成“貧民窟”和“懶人階層”，反而加劇社會問題、埋下動亂隱患。
第三，儘管多年來香港在破解住房問題上裹足不前，但需認識到香港仍擁有積極穩妥推進住房問題解決的制度優勢，應充分發揮。他表示，長期以來香港實行了公私營產權相結合的福利性住房制度，特別是“居者有其屋”計劃，實踐證明這套制度是靈活有效的，也是可以調動各方面資源積極性的，今後應以此為基礎加以改革、完善、創新；香港地產金融服務業高度發達透明，信用機制健全，這為下一步做好土地、住房制度的改革完善奠定了堅實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有助於讓真正有需要、有要求的群體分享住房改革紅利；香港擁有廣泛而具有活力的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以及慈善基金會，可以在政府部門、私營企業和市民社會之間扮演橋樑角色，在“愛國者治港”背景下更應力促私營企業在解決住房問題上善盡社會責任，特區政府需提供適當的政策鼓勵和誘因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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