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隨著內地的高速發展，不少內地城市的經濟發展已經超越香港，這也給香港人帶來了一定心理落差，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香港人應如何調整自身心態？
鄭耀棠：我覺得香港人產生這樣的心理落差有好事也有壞事。
好事就是香港人知道自己落後了，才會有迎頭趕上、不能驕傲的動力。我覺得香港人不應該總是覺得自己很好，比起很多地方的發展都要先進。簡單舉例來說，現在深圳的GDP已經超過香港。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香港社會中有太多的政治爭拗，所以沒有多大的精力去思考如何發展。如果香港還是停留在這個爭拗上，停留在現有的地方不進步，久而久之，就一定不進則退，原地踏步。受到的影響就會很大，譬如說很多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就不能夠及時向中央作出反應。所以香港人要看到中國的發展，一定要進行自我調節，要追趕，才能有往前的動力。
中評社：去年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了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對此您如何解讀？您認為對全面管治權的強調與中央督促23條立法是否有關？
鄭耀棠：香港不是國家，香港是地方，所有的權力都是中央給的，理論上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權力，中央也都可以收回，香港沒有剩餘權力。所以，對全面管治權的強調，其實是看給香港的權力符合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如果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就一定會改變。譬如，你如果搞“港獨”，就一定會讓你付出代價。中央有這樣的權力，但是不會輕易使用這個權力。
對全面管治權的強調與中央督促23條立法之間當然有關。23條立法是香港自身憲制責任的問題，什麼時候立法？從我的角度來說，當然越快越好，但越快越好也要看民情和民意。董建華時期已經準備立法，但由於後來的反彈，沒有立法成功。不過，現在我感覺到老百姓對於23條立法的訴求強烈度增加了，希望特區政府盡快立法，堵塞搞“香港獨立”的人。因為有人在搞“港獨”，而“港獨”對大家是不利的，中央亦是一定不會認同的，所以大家認為要盡快立法。23條立法一定要看準時機，當老百姓的訴求強烈到一定程度時，就要盡快立法，因為這也是香港的憲制責任，無論如何，民意一到，就一定要借著民意去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