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撕裂的第二個根源，是自由放任體制下資本霸權的形成。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英國人占領香港的時候，就把它定位成一個自由港，資本、信息、貨物自由進出，所以這裡天然存在崇尚自由市場、親資本的價值觀。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代表Friedman將香港譽為“全球最成功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香港也把自由經濟奉為金科玉律，把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排名視為無上榮譽，一直用“積極不干預”的模式，對市場兼並、收購無約束，還進一步為資本拆牆鬆綁，比如取消遺產稅、大量減免稅務。可是，Friedman在2007年去世，2008年就爆發了全球經濟危機，他所崇尚的所謂自由經濟事實上讓很多人失去了自由。從香港來看，從早期的英資壟斷變成現在的華資壟斷，贏者通吃，新企業、新產業難以在香港立足，產業越來越單一，進一步又推高樓價、推動兩極分化。而且過去這麼多年，每當發生困難，香港就通過簡單的將增值不夠高的產業向外轉移來解決成本上升、市場狹小的弊端，以至於經濟越來越空心化。
香港撕裂的第三個根源是移民問題。客觀來看，移民問題對美國帶來衝擊，其實對香港也帶來衝擊。比如“一號香港”中的本地精英面對來自內地精英的競爭，而內地作為香港全球化最大相關方，無論是語言能力、文化融入、社交技能、制度認知、人脈關係都是以內地為導向。在這種條件下，內地精英擁有天然優勢，還有人口規模優勢，一小撮精英來到香港就足以“占領中環”。“新香港人”或港漂在香港崛起，給“一號香港”中的本地精英帶來莫大衝擊。我有很多香港朋友，哪怕他身在“一號香港”，也擔心他的子女未來會被擠出來。內地的精英越來越多到香港，令他們產生一種無力感，在文化價值觀方面，他們也擔心被內地精英衝淡和攤薄。
而第二個香港中的中產和基層，則面對單程證移民的競爭。2002－2016年間，香港總人口增加65萬人，而移入的單程證移民達70萬人，佔整體人口增長的107%。單程證人口以女性為主，大多來自廣東、福建沿海農村地區，中學學歷為主，勞動參與率、教育程度、就業收入均較全港平均水平低。2016年，新移民家庭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比全港水平低30%，對社會福利的依賴程度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香港現時有25.5萬個貧窮的新移民住戶。不得不說，單程証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核心來源，為土地、房屋、醫療等等社會資源帶來極大壓力，並對香港人口結構的優化、未來的長遠發展相當不利。
回到一開始我們提出的三個問題中的最後一個，香港人一方面抱怨居住條件惡劣，但同時又反對填海、反對開發郊野公園、反對開發農地，什麼都反，是不是“反智”？我們來看看2021年最新的輪候公屋的收入限制：二人家庭不得高於19，550元，三人家庭不得高於24，410元，低得不合理。誰最有資格輪候公屋？當然是收入低於全港平均水平的新移民家庭。年青人無資格輪候公屋，而私人住宅又讓他們無力企及，兩頭都摸不到，自然什麼都反。
推動中長期結構轉型，啟動兩個香港的彌合
現在來到今天的最後一方面內容，啟動兩個香港的彌合。如果從兩個香港的框架出發，就必須判別未來的政策建議是讓哪個香港從中受益，以及如何讓兩個香港均衡受益。只有兩個香港均衡發展，香港才有彌合的可能。所以，香港未來的發展目標是“一號香港”的鞏固和提升，“二號香港”的實體化和多元化。並不是說“一號香港”享受的好處，就要去遏制它的發展，破壞了“一號香港”，香港就什麼都不剩了。但香港需要花更大的力氣來改革和發展“二號香港”，並借“一號香港”的力量，找到能讓本地經濟和本地人充分受益的發展模式。我共提出了九個方面的建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