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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躍春接受記者專訪（中評社 毛成勛攝） |
至於本輪中日關係實現轉圜的原因，我認為大概有以下三點。其一，中日雙方都有轉圜關係的願望。這個實現本輪轉圜的重要出發點。中日關係自2012年因日本單方面宣布釣魚島“國有化”而墜入谷底，並在“谷底”持續了四到五年的時間。此間的雙邊關係具體表現為，政治互動中斷，經濟關係滑坡，人員往來停滯，文化交流銳減。在經過幾年的低谷期之後，中日雙方都感到這樣的雙邊關係對彼此皆不利，對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也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從經濟層面看，2012年以來兩國經貿和投資合作持續下降，不僅對日本經濟帶來沉重打擊，對中國經濟也帶來不少損失。此外，中日之間的幾大障礙都是短期內難以解開的“死結”，所以兩國沒有必要“死守”“死結”而繼續擴大相互傷害。相反，緩和關係，擴大合作，對雙方都有利。從戰略層面看，中日兩國長期對抗都將消耗大量的外交資源，這不僅影響兩國所在的亞太地區區域合作的順利推進，也對兩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合作帶來負面影響。從國際環境看，當前世界正值百年難遇之大變局的重要時刻，中日兩國作為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經濟大國，應該負起必要的責任和擔當，為世界的和平和繁榮展開合作，貢獻力量。因此雙方均有讓改善關係的的願望，並為之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特別是兩國領導層為此付出的努力起到了關鍵作用。
其二，國際環境變化對中日關係的衝擊。這裡最為突出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後，奉行“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大搞單邊主義，並對全球主要經濟體舉起了“高關稅”大棒。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給之前為簽署協定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安倍政府以沉重打擊。另外美國在貿易政策方面的保護主義做法，也讓日本面臨的整體經貿環境充滿挑戰。日本作為典型的出口主導型國家，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不可或缺。而中國作為改革開放40年經濟得以騰飛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趨勢遇到困難的背景下，仍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基本國策。當然，要繼續開放就必須堅定地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因此，在反對逆全球化潮流和貿易保護主義，維護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問題上，中日兩國具有共同需求。這應該是中日關係轉圜的重要外因。
其三，安倍內政外交的迫切需要。2018年是日本參眾兩院選舉、統一地方選舉等“大規模選舉”之年。對安倍來說，最為重要的則是9月的自民黨總裁換屆選舉，這將直接決定安倍首相能否實現“三連任”的重要目標。儘管這對一黨獨大的安倍內閣而言，基本上勝券在握，但欲建立長期、穩定政權還需為自己增加政治資本。內政方面，由於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參眾兩院均占多數，政治“基盤”基本穩固，沒有太多的進取空間。外交方面，日俄關係維持了高層往來的良好勢頭，但在至關重要的領土問題上，短期內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朝鮮半島發生巨變，朝美首腦開啟對話模式、朝中兩國元首往來頻繁，基本看不到日本外交的可入空間；日美之間儘管首腦往來多次，但兩國關係在安全、經貿領域均存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突破的課題。在此情況下，正值關鍵節點的中日關係走勢如何，對安倍而言，不僅存在巨大的加分空間，也是評判其執政能力強弱的關鍵所在。另從日本國內經濟角度看，由於中日兩國互為重要貿易夥伴，中日經貿關係如何將直接對日本國內外經濟產生直接影響。在兩國關係惡化期間，日本企業深受其害，他們一直呼籲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緩解經濟壓力。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社會風生水起，成果豐碩，不僅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也為合作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因此，改善對華關係不僅在內政方面可以給安倍政權加分，在經濟層面也將為日本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從而有利於日本景氣的持續恢復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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