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穗生表示，因為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心態已經開始變化了，這種心態當時已經非常膨脹了。很多美國人也逐漸感覺到中國人的態度開始變化了，2014年、2015年，連對中國最友好的一些美國人都開始擔心中國。2015年，大衛·蘭普頓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遊戲場對美國越來越不公平了。美國人說，中國過去承諾市場逐漸開放，現在不僅沒有開放，而且日益收緊了，最簡單的例子是，整個產業都被中國排斥在外。從2009年、2010年開始，中國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變化也日益明顯。美國人認為中國的變化越來越讓他們覺得不可接受，原來對中國非常友好的學者、商界、政府官員都覺得跟中國打交道越來越難了，中國越來越強調核心利益，強調國家生存底線不可妥協、不可談判，但如果這樣那還開展外交幹嗎？外交就是妥協的，就是要談判的，什麼都是不可妥協、不可談判，只要有一個國防部就可以了，幹嗎還要美國國務院和中國外交部呢？他們覺得這個變化太大了。
趙穗生坦言，美國方面的變化也很大。美國變得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沒有安全感，越來越沒有包容感，越來越小肚雞腸。
“我於80年代到美國，那時候美國是一個非常自信、非常安全、非常大度、非常包容的國家。美國強調我是一個移民國家，是一個高度包容的社會，現在這個美國已經不存在了。這個美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消失的？”趙穗生說， “9.11”以後，美國變得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沒有安全感，越來越沒有包容感，越來越小肚雞腸。這樣的美國究竟是怎麼來的？ “9.11”以後美國戰略透支了。冷戰結束時，美國信心滿滿，歷史終結了，自由主義勝利了，民主社會勝利了，美國很快就膨脹起來了。“9.11”美國本來是受害者，但是他沒有從道義角度出發聯合全世界去反恐，而是聯合願意跟他合作的國家去維護它的霸權，打了兩場美國耗費不起的而且是不應該打的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這樣一種戰略透支引發了美國社會中的反戰情緒、排外情緒，美國的孤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最後導致了特朗普上台。特朗普的競選口號是我們不再管閑事了，美國第一。“我才不管其他國家，我連盟國都不管了，我不再當世界警察了，他們應該自己承擔自己的義務”，特朗普的當選存在偶然因素，但也有大的時代背景，即美國厭惡了國際事務。
他指出，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全世界開始全面收縮——“退群”，美國不再改變別人了，不再改變中國了，跟中國的關係不是要讓中國變得更好，而是要維護美國的利益。美國人覺得全世界都欠美國的，而且全世界都要從美國那裡撈好處，美國開始反對移民，反對科學家交流，與周圍盟國也不搞相互保護，跟中國則更嚴重，我在美國多年，一直是中國害怕美國到中國來和平演變，如今，美國開始害怕中國到美國搞和平演變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說：“我們送這麼多孩子到美國去我們都不怕，你們怕什麼，怕我們的孩子和平演變美國？”特朗普說每一個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美國認為中國所有的機構不光是孔子學院，還包括媒體都是中國在美國搞滲透的工具，亞洲協會和聖地亞哥的報告都是講中國在美國搞和平演變。我以為有生之年很難看到中國對美國和平演變。沒想到剛到美國30多年就看到這樣一種倒轉，美國已經沒有自信到這種程度，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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