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變”是日本對中國國家能力認識的變化。日本對中國國家能力出現了新觀察和新思考，主要來自日本一些資深記者，還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對這一次中國雷霆萬鈞、全民一致抗疫並取得難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靜的觀察和重新的認識，對華“制度強勢”（制度）、“國情適應”（國力）、“民情配合”（團結）有了新認識。首先，長期以來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兩個極端認識的壟斷，被“中國特殊論”的觀察與認識（新認識）所打破；其次，中國有著自給自足的強大韌性；第三，中國有一種超乎想象的動員能力。
呂小慶指出，疫情中及疫情過後，中日關係對中國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從經濟上看，首先，中日經濟合作化危為機，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的合作，對世界經濟的修復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這個西方集團的“經濟中間派”，對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後對中國的孤立甚至封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最大限度的減少和縮短中國可能持續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國有資金、有技術、有市場，日本缺資金，但是有高端技術，有國際聲譽，疫情過後聯手大力推進第三方合作，是中日雙方的需要，疫情之後的強化實質合作，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戰略機遇。
他表示，從人文交流來看，我們要借勢而上，主動造勢，積極作為，在策略上把積極因素擴大、放大、甚至誇大在此次中國疫情早期日本對中國的聲援和支持及幫助，主動影響和促進日本對華的國民感情的改善。我們要堅定不移的支持東京奧運會，在虛實兩個方面都要下氣力，這是推動和改善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難得機遇，無論對中日關係的現實與長遠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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