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抗議運動的本土計劃是從內部恐嚇司法機構，但其外國支持者卻發起了一場單獨的運動以破壞司法的有效性。從2019年開始，早在有人聽說香港國安法之前，英國議會的反中分子就要求英國法官撤出香港終審法院，他們認為這會削弱終審法院維護法治的能力。香港國安法頒布後，這些呼籲的數量增加了，澳洲、加拿大和英國的非常任法官面臨退出法院的壓力。然而也有一兩個例外，他們堅定地站出來，因為他們從親身經歷中知道法院的風骨，並看穿了正在傳播的謬論。他們不僅讚賞法院的獨立性，也讚賞其為香港市民提供世界級法律制度的能力。
的確，有個別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會離職，最近已有兩名英國在職法官於3月30日離職，但這只是個小插曲。事實是，不是海外法官一蹶不振地離開香港，而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明確表示信守其對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承諾，他們決心繼續在這裡伸張正義。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有十名海外法官可在需要時出任終審法院的第五名成員，連同首席大法官和三名常任法官（完成合議庭審理），這應綽綽有餘了。
倘若需要更多的海外法官，招聘應該也沒有困難。除了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的傳統司法管轄區之外，沒有理由不考慮來自印度、牙買加或新加坡等地的其他地方法官。雖然有人認為, 鑑於現在有這麼多本地人才，香港終審法院像其他地方一樣，完全由本地法官組成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但我相信當前的模式對於一個國際化都市仍是很好的安排。
法院自己的法官有時坦承他們對海外同事有虧欠，指出在思考困難的法律問題時，獲得他們的經驗和見解非常受益。請不要忘記，這十位海外法官並非普通的老法官，而是具有最高國際地位的法學家。他們包括兩位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兩位澳洲前首席大法官和加拿大前首席大法官，香港很幸運有他們參與司法工作。除了貢獻智慧之外，他們的存在也有助於強調司法機構的獨立性，這不僅對公眾很重要，對包括企業家、金融家和投資者在內的更廣泛的商界也很重要。
儘管司法部門自1997年以來經受了極大的考驗，但已經克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城市的檢察部門和警察部隊也是如此。根據基本法，檢察官首次享有憲法保障的獨立性，並規定律政司工作“不受任何干涉”（第63條）。這讓檢察官倍感安心，檢察官的決定經常引起爭議，容易招致批評，當他們發現自己受到壓力時，始終能表明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