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las Arner認為，這3年也許標誌著香港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結構性轉變。Douglas Arner解析，香港以至華南地區曾屢次經歷結構性轉變。香港的轉變包括香港開埠（標誌著澳門和廣東角色的重大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英國地位的重大拐點）、1987年以及1997至2003年（包括主權回歸、亞洲金融危機、科網熱潮爆破和“沙士”疫情）。就2019至2022年期間而言，關鍵的結構性轉變源於地緣政治摩擦，尤其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這些局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長期的演變過程，其中涉及美國經濟規模相對縮減以及全球經濟日益多極化，包括多種動力泉源和多個極點。在這個表述之下，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主要貿易國和全球領先的投資國和投資目的地之一，已重新崛起而成為與歐美平起平坐的全球動力泉源之一。其他潛在的動力泉源，包括以印度和東協 / 亞洲為主的地區（除中國外）也在迅速增長和發展。在這個表述之下，尤其是在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貨幣和金融基建可靠性受到質疑之際，各極點不僅是一個金融範疇，也是為一個主要金融中心的腹地，賴以為其經濟發展和與其他極點的互動提供服務。
Douglas Arner認為，在此條件下，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如以往般直接競爭，反而在結構和功能上愈趨不同。香港成為中國的中心，新加坡則成為亞洲（不包括中國）的中心。中國即使增速放緩，仍將是今後全球主要的經濟和金融極點之一。同時，隨著亞洲（不包括中國）地區的快速發展，建立其中心的需要就愈發明顯。這從兩個地區持續增長的外匯、衍生工具和管理資產的總值，即可見端倪。香港較適合當中國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則較適合當東盟和廣泛亞洲（不包括中國）地區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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