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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亞洲，美國試圖維護戰略主導權。 |
中評社╱題：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的挑戰與對策 作者：肖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青覺（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導
作者指出，美國重返亞洲是其政策回歸的產物，其實質是試圖繼續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權”。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回暖”，美國表示“樂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同時，美國又在短短兩年內兩次對台軍售。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大陸的一顆重要戰略“棋子”，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關係可能迎來新的挑戰。
美國重返亞洲的動機與策略
美國從未離開過亞洲，就美國全球軍事部署而言，亞洲一直佔有重要地位，東亞存在美國重要的戰略盟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存在一種“戰略焦慮症”。隨著亞洲新興大國的不斷崛起，美國一直存在被“逐出亞洲”的憂慮。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重返亞洲是試圖繼續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權”。
（一）美國重返亞洲的動機
美國亞洲研究所將美國重返亞洲概括為五大原因：一是亞洲經濟強勁復蘇；二是中國崛起，亞洲格局改變；三是亞洲地區組織得到發展；四是亞洲存在諸多傳統安全挑戰；五是非傳統安全威脅。(注1)這是自“9．11”事件以來美國重新將傳統安全挑戰置於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前，因此，重返亞洲可以看作是美國傳統安全戰略的回歸。美國認為目前最大的中長期國際戰略壓力來自亞太地區的“崛起中大國”，而隨著東亞的力量變更，東亞地區秩序的不穩定性可能對美國造成長期的戰略壓力。因此，如何防範“對手大國”的崛起自然成了美國戰略關注的重心。(注2)由於中國的崛起在亞太最為突出，自然成為其防範的首要目標。
美國重返亞洲，注重大國協調，試圖發展“多夥伴”關係。它在鞏固地區內日本、韓國等傳統盟友關係同時，主動與新興大國開展雙邊和多邊對話合作，如提升美中關係、深化美印關係；改變布希時期消極觀望態度，強化與東盟的關係；並且發揮“巧實力”，對朝鮮和緬甸推行接觸政策。(注3)表面上看，美國是在權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試圖達到亞洲發展機遇“共享”的目的。而其深層用意則是在亞洲多邊均勢的作用下，創建由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確保在亞洲大陸不要出現一個挑戰或與美國對抗的區域性組織或國家。而其重中之重就是消減中國在地區內的影響力。(注4)這一切表明，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意圖，其實是在鞏固同盟關係的基礎上，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從戰略上實現對中國的牽制，從而繼續維護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
（二）美國重返亞洲的策略
美國對外戰略的變化與其總體實力變化密切相關，它往往在動機與能力上達成一種妥協。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巧實力”理念為美國重返亞太提供了一種務實的戰略選擇。“巧實力”一詞最早是由蘇珊尼·諾瑟於2004年在《巧實力》一文中提出的。“巧實力”強調綜合運用“軟實力”與“硬實力”，巧妙地利用一切國際資源和力量來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注5)。約瑟夫·奈也認為，要將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硬實力”與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軟實力”巧妙結合起來形成“巧實力”(注6)。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詮釋美國的“巧實力”外交時認為，要靈巧地運用美國所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如外交、經濟、軍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手段，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注7)。受金融危機和全球戰線過長的影響，美國重返亞洲在策略上必須有所取捨。美國的做法是基於地區制衡的前提下，交替使用離岸平衡戰略與選擇性介入戰略，以保持戰略的靈活性和綜合性。東亞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重點，美國將在適度超脫的情況下繼續介入，試圖通過低成本運作的方式，借助於地區危機和爭端，使東亞處於一種“次冷戰”狀態，從而坐收漁翁之利，保持美國的特殊影響力和制衡能力。(注8)這一切都體現了美國“巧實力”的理念。
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一直試圖超越，但最終還是延續了“接觸加遏制”的基調。對於遏制中國戰略，美國將採取借力打力、製造矛盾的方式，避免介入成本和風險的增加。美國將會在適度緊張與適度緩和之間搖擺，以把握介入的“火候”。一方面，美國會煽動其盟國或准盟國與中國保持適度緊張的關係，比如利用鄰國與中國存在的領土和領海紛爭、或利用台灣問題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力量制約和平衡，同時防止或干擾東亞國家或地區與中國關係過於緊密。另一方面，當這些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的危機有可能越過美國承受的紅線而面臨戰爭風險時，美國將會實施緩和式介入，以減少出現衝突危機或局部戰爭的風險。(注8)美國重返亞洲是一個綜合戰略，在遏制中國的策略上，美國出的是“組合拳”，在“出拳”的時間、次序、方式、量度上會有一個綜合考慮。從目前亞太局勢上看，從東北亞到日本海，穿越台灣海峽到南中國海，再到中國的西南、西北邊境，圍繞著中國麻煩不斷、“寒氣襲人”，唯獨台灣海峽回歸了一股“暖流”。但這不意味著美國不會在台灣問題上使“詐”，台灣問題作為中國最敏感的核心利益，美國在出“台灣牌”時往往會謹慎地把握時機。
美國兩岸政策的傳統與演變
（一）美國是台灣問題形成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後，台灣問題一直是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正如鄧小平所定位的，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關係中的“中心問題”、“關鍵問題”、“焦點問題”、“最重要的問題”、“主要阻礙”和“爆發性的問題”。(注9)台灣是美國的一顆重要的戰略“棋子”，它對美國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美國不能放棄台灣“那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台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注10)。縱觀美國六十多年的兩岸政策雖多有調整，但其共性是：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及戰略需要的出發點沒變；要求兩岸雙方和平解決分歧的強硬態度沒變；以台制華，利用台灣牽制中國發展的策略沒變。雖然從總體趨勢上看，美國對台政策變化有朝著有利於中國大陸方向發展的機會與可能，但警惕其負面影響的準備也必須時刻保持。(注11)
（二）“雙軌政策”是美國兩岸政策的戰略選擇
所謂“雙軌政策”，即美國一方面聲稱遵守中美兩國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與中國保持國家關係；另一方面又以其國內立法《與台灣關係法》為依據，將台灣當作“政治實體”，保持與其所謂的“非官方關係”；“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注12)。美國在兩岸玩弄“雙軌政策”，既發展與中國大陸的戰略關係，又兼顧在台灣的戰略利益，在兩岸尋求“平衡點”，是企圖使兩岸維持“不統”、“不武”、“不戰”、“不和”的分離現狀。如此，美國既可以作為兩岸“仲裁者”的身份雙向得利，又可以通過延緩中國統一進程牽制中國崛起，從而繼續維護其在該地區的戰略“主導權”和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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