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高國壘說，我們還應看到，國際貿易實踐往往是走在整體協定前面的。當年中國入世談判了十幾年，中國外貿也蓬勃發展了十幾年。BIT談判也一樣，桌上談判歸談判，實際投資歸投資。
對於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去全球化政策的立場對人民幣國際化有何影響，高國壘表示，特朗普當初的競選口號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把工作帶回美國”。這使得他在鐵銹地帶(Rust Belt)獲得巨大支持，因為“鏽帶州”汽車工業、鋼鐵工業等製造業的凋敝，是白人藍領失業的核心原因。雖然這部分人占總人口比例有限，但美國有一個特點是，聯邦財政資金不是通過州、市層層按地域分配下撥，而是由聯邦直接制定全國統一政策，以資助醫療、教育等方式直接惠及到個人，所以地區間貧富差距較小、階層間差距較大，特定階層抱團的力度也比較強，不容忽視。
高國壘對中評社說，其實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就抬頭了。美國眾議院在2009年2月通過了《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將“buy American”(購買美國貨)列為其中的一項條款。這是美國的經濟救助方案中最明顯的貿易保護措施之一。所以特朗普此番提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並不是他的首創，他無非是舊瓶裝新酒。美國對支柱產業的保護在金融危機時期也表現得較為明顯。例如，美國向其三大汽車企業提供了174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救助資金；將美國工人失業歸咎為中國進行了一些不公平競爭，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中美輪胎特保案。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客觀上對中國經濟會帶來壓力。但從中國自身來看，中國也持續地在降低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大力培育國內消費市場。假以時日，中國將逐步有條件增加進口，縮減目前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其實中國對美國、歐洲、日本以外的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存在貿易逆差，將來如果增加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可以實現人民幣輸出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轉危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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