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要背景因素中，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諸多問題的核心樞紐，但該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觀察巴以局勢發展一定要注意看其實質和歷史，涉及到難民回歸、邊界劃分、耶路撒冷最終地位、定居點拆除、水資源分配等等一系列關鍵問題，巴以一貫歸於緇銖必較。從歷史經驗看，即使達成一些協議，實施起來依舊障礙重重，巴方的極端組織和以方的右翼或極右翼勢力總能找到理由或方法使之夭折。美國政府嚴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政府的不穩定性、巴方內部的協調程度等諸多問題，都是影響和談的重要因素。
從宗教信仰層面看，比較保守的伊斯蘭教信仰表現出對西方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嫌惡，力圖阻止其在阿拉伯世界傳播。伊朗雖然不是阿拉伯國家但1979年發生伊斯蘭革命後，某種程度上形成政教合一特征，曾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當然其反美反霸的意識更強烈一些。在這種土壤支撐下，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民眾延續反美心態。一些宗教極端組織走入歧途，開始利用民間的這種情緒和氛圍，“基地”組織、塔利班以及其他極端組織相繼誕生。當然，客觀而言，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帶有一定尋求民族解放的特征。
伊斯蘭教需要解決與現代社會進行接納和融入的課題。現有的伊斯蘭思想家更多強調當代社會對伊斯蘭教的背離，在一些婦女地位、人口控制等問題上態度保守。伊斯蘭教呼喚具備崇高威信和能力的改革領袖人物，推動伊斯蘭社會的宗教和社會改革，使之最終融入現代社會發展洪流，並最終具備自我發育和自我發展能力。例如，推動土耳其世俗化現代化先河的國父凱末爾，再往後有埃及的納賽爾、薩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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