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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中評社 李仕奇攝) |
中評社香港3月7日電(記者 孫儀威 李仕奇)在2015年兩會召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本土意識”沒有前途,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同時,黃友嘉亦指出,“8•31”決定和二十三條立法實質上都是在保護香港的一國兩制,呼籲各方應更加理性務實地解決問題。
本土化意識沒有前途 不應炒作兩地矛盾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近年來香港的本土意識不斷強化。這種思維方式肯定甚至理想化了香港或香港人的價值觀、制度、生活方式和一些具標誌性的事物和事件,認為那些東西比外邊(特別是內地)的優勝,是界定港人之所以“與眾不同”的重要元素,也是港人優越感和歸屬感的來源。
對此黃友嘉表示,“本土意識”絕非是大多數香港人所樂見的。道理很簡單,香港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已經開發的市區也只有近260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700多萬。如果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再走封閉自滿的道路,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將非常不利。而經濟發展不好,社會各個層面的發展也不會好,所以“本土意識”是沒有前途的。
另外,提到“本土主義”,不得不提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本土主義者時常緬懷與美化過去的殖民政府,渴望能夠“回到過去”。甚至在“佔中”期間,有本土主義者對末代港督彭定康發出了“我們需要你回來”的言論。
對此,黃友嘉認為,香港畢竟有150年的殖民地歷史,存在很多歷史的遺留問題。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國家觀念薄弱,需要對他們進行愛國教育。然而,培養國家觀念和愛國精神絕非朝夕之事,需要通過長時間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黃友嘉建議,應該加強對香港青年的國家教育,讓他們更了解國家、更了解歷史、更了解《基本法》。“確實過去這方面我們很缺乏,現在有點晚了,但還是要積極去做。”黃友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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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現在內地與香港矛盾的激化,黃友嘉表示目前的情形實屬不幸。說實話,很多矛盾都是一些本來就有的問題,但因為一些媒體的炒作而被無限放大,矛盾也隨之激化。另外,一些自媒體的煽風點火也加劇了兩地之間的不信任。他認為,大部分人還是理性的,只是小部分人的炒作加上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報道,讓“大家覺得香港和內地有很多矛盾,但其實這是有點誇張的。人最終是回歸理性的,大家應該理性、耐心地來解決這些問題。”
港府施政動輒得咎 短期內恐難以改善
“佔中”之後,香港的氣氛頗為吊詭,在一些媒體的大力宣揚下,港府處於“動輒得咎”的被動地位。對此黃友嘉表示,他確實感覺到了政府施政的困難,一些泛民議員做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行為,例如在立法會“拉布”,根本就沒有誠意去認真討論該如何務實地解決問題。
而對於香港目前的困局,黃友嘉認為在短期內恐怕難有重大突破,“所以我相信香港這些問題恐怕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政治上的一些交錯,我們整個施政的步伐還是比較慢的。”
基於當前現狀,黃友嘉建議,第一,在越困難的情況下,港府在推動政策時就要越積極、越動腦筋。要思考如何用民眾聽得懂的話來介紹新的政策,立法會的遊說工作也需要加強,不能覺得阻力大,在推動政策時就缺乏積極性了,要迎難而上。
“要推進一些工作,碰到的阻力也會越來越多,但是千萬不能因此而消極。我相信如果民眾看到政府都是為他們著想的,情況是會好轉的。”黃友嘉說。
“8•31”決定和二十三條立法實質上都是在保護香港
2014年8月31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經過表決,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下簡稱“8•31”決定),給香港社會圍繞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紛爭劃下了基本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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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8•31”決定一出,香港社會產生了很多不同的反應,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抵觸與反對的聲音。對此黃友嘉表示,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十分合理且十分必要的要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擁有很大的權力,如果行政長官不愛國愛港,那麼香港勢必陷入混亂。屆時如果爆發危機,中央或許會用一些“比較重”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那麼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會遭到削弱。
同理,二十三條立法也一樣。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內容如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很多反對派人士認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削弱香港的自由”。但黃友嘉認為其實則不然。他表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是絕對不能影響國家安全的。現在因為沒有二十三條立法,大家都不知道自由的底線到底在哪裡,這樣反而更會出問題。大家都對香港不放心,生怕會出亂子。而立法後,一切活動皆有法可依,中央對香港也會更加信任,香港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也大大縮小,這樣既有利於穩固香港的“一國兩制”,同時也有利於香港自身的發展。“不能打著‘自由’的幌子而幹危害香港、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黃友嘉說。
另外,黃友嘉亦指出,如果香港特區及特區政府官員缺乏國家安全意識,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以斯諾登事件為例,如果行政長官沒有國安意識,認為這不是一件大事,先通知北京還是先通知華盛頓似乎都無所謂,那麼香港將有可能陷入到嚴重的危機當中。因此,必須加強香港的國安意識與安全防範,所以二十三條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
國際金融中心機會與挑戰並存 一國兩制提供制度優勢
黃友嘉指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同時也是人民幣的離岸中心,承載著鏈接內地與世界金融市場的橋樑作用。但目前,香港的機遇與挑戰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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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方面,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三十餘年,但在資本市場方面仍有很大的挖掘潛力,人民幣也需要繼續國際化。在整個的發展過程當中,中國還需要一個離岸金融中心,而香港則最適合擔此重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和國際金融市場高度接軌的城市,有著高度成熟的相關法制與制度;其次,香港和內地金融市場有著一道自然的“防火牆”。內地金融市場遠沒有香港發達,而通過這道“防火牆”,香港可以在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起到一個很好的緩衝作用,讓內地免受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直接衝擊;第三,香港的金融體制對與資本運作對中央政府是完全透明的。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和中央相關部門有著許多溝通的渠道。綜上,本身成熟先進與國際接軌的制度、透明的操作以及同中央順暢的溝通,這些優勢是目前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完全具備的。
那麼,作為國際金融市場與內地金融市場之間的緩衝區,香港是否承擔了過多的風險呢?黃友嘉認為,香港作為與國際接軌的亞洲金融中心,金融市場一有風吹草動,香港必然首當其衝。但香港有成熟地應對機制,也有豐富的經驗,能夠化解各種危機或者減小危機為自己帶來的傷害。另外,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背靠大陸,也有堅實的後盾。
但同時黃友嘉亦指出,雖然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與問題。例如在基金管理、資產管理、證券市場等方面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換句話說,我們的金融市場量是挺大的,但還是比較單一化,香港金融業的發展應該更好才對。”黃友嘉說。
在黃友嘉看來,現在香港特區政府需要推出一些更積極的政策來推動金融業的發展。原先港府的態度一直是“積極不干預”,認為“只要把體制做好,生意自然會來”。但從這麼多年的發展來看,在很多產業還是需要政府去積極地開發與促進,特別是需要一些積極的稅務政策。另外,港府也需要更主動地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訴求,內地與香港可以進行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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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香港工業競爭力 促進香港工業創新
除了發展金融業之外,黃友嘉還表示,工業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發展其他產業的同時千萬不能忽略了工業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香港的製造業在品牌、國際市場與設計研發方面還是具有一定有事的。製造業永遠都有市場,雖然在價格上香港的製造業同許多內地企業比缺乏優勢,但在附加值方面則更具競爭力。
對此黃友嘉建議,特區政府都應該加大對香港製造業的扶持力度,更積極地推動香港的工業發展,特別是促進香港工業在創新、研發上的發展,讓香港的工業在世界上更具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