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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尚昆1987年訪美期間與老布什在波托馬克河游艇上，左一是時任老布什亞洲事務國安顧問包道格（包道格提供） |
中國研究學界變化大
1975年離開哈佛大學後，包道格在美國海軍服役過，曾任中情局高級分析師，後在美國國務院、白宮國安會工作了十多年，1993年退出政府後自己組建智庫“亞太政策中心”，2006年1月卸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主任後，進入著名投行摩根大通公司擔任負責國際事務的副總裁，2008年出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總裁。
不管在美國情報界、政府，還是商界、學界，包道格過去40年見證了中國研究熱的興起與變化。他說，與30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現在能接觸的人和獲得的資訊多得多。30年前中國展示給外部世界的所有形象、訊息、人物，都是經過嚴格控制的，外人很難真切了解中國政府的意圖，只能靠仔細地尋找蛛絲馬跡，比如某位高官拋頭露面的次數。1971年9月林彪不見了，直到1972年1月發現林彪死了，唯一發現的辦法是林彪在中國官方報紙上不見了，這是一種方法論。
包道格認為，其實這種方法今天對於研究中國官方依然有效而可靠，但變得只是諸多工具中的一種，因為獲得中國資訊更容易了，媒體更發達了，研究中國的學者也變得不那麼仔細刻苦。
包道格指出，許多西方記者對中國帶有機械呆板的成見，從固定的棱鏡去觀察中國，使得中國的故事大多帶有軍事元素。當年鄧小平被選為《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時，中國似乎一切都好，而“六四風波”後，中國所有的東西似乎都變壞了。他說：“我們似乎有那種周期，現在仍在這種循環之中。”
包道格觀察到另外一大變化是，中國研究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政治學家越來越像理論家，更關注理論結果，而對政策選擇的興趣在下降，這使得一些非常專業的研究學者對決策者而言沒有用處。
從政府部門退下後投身商界和學界的包道格表示，從政府中退下的人比較容易與決策者溝通符合政治體系和國際現實的政策優先，尤其是來自國安會和貿易代表辦這種小而全機構的高官，要有更寬廣的視野。一個國家決策與一家大公司一樣，生意要成功，既要有戰略眼光的人，看大圖景，捕捉機會，又要有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才，才能把具體生意做成功，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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