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2日電／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當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仍在盛行，但從文藝領域卻出現了一絲轉機，以往帶著攻擊性和火藥味的歌曲漸漸弱化，一批以頌揚為主題的，旋律優美、富於抒情、浪漫活潑的歌曲傳遍大江南北。如《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這藍色的海洋》、《北京頌歌》、《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等，人們紛紛傳抄歌詞、歌譜，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哼唱幾句。雖然政治性依然很強，但總比唱“語錄歌”、唱樣板戲更舒緩、更動聽。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一首《祝酒歌》唱開了封凍十年的中國，進而吹散了徘徊不去的烏雲。1978年，街頭的大喇叭裡忽然傳出曾被打成“禁歌”的、久違的電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以及《劉三姐》片段，甚至連越劇《紅樓夢》、黃梅戲《天仙配》也重新回到大眾的視聽空間裡。進入八十年代，一個藝術創作的新時期撲面而來，穀建芬、鐵源、付林、施光南等一批作曲家，以及喬羽、王健、曉光等眾多詞作家，以良好的藝術素養、豐富的生活感受、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礎，推出了一批令大眾喜聞樂見的流行歌曲。如《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太陽島上》、《浪花裡飛出歡樂的歌》，李穀一、朱逢博、關牧村、鄭緒嵐、關貴敏、沈小岑、蘇小明等一群中青年歌手脫穎而出並迅速躥紅，成為公眾追捧的“歌星”。那些膾炙人口的歌曲更是輪番響徹街頭巷尾、機關學校、工廠商店。
與此同時，城市中一些年輕人開始偷聽港台歌曲，尤其鄧麗君、張帝的歌曲迷倒一大片，當時這些“靡靡之音”是不能公開播放的，都是通過“地下”翻錄盒帶，居委會或派出所要是發現會作為收聽“黃色歌曲”作為治安案件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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