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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諾登（右）走出莫斯科機場。央視新聞微博截圖 |
其中一個答案在於，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採取公民抗命行動的人士仍須為此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文章指出，這項權利要求個人在做出抗命舉動前慎思審議，確定自己的行為是否“違得其所”，是否具備正當性。同時，法官和陪審團在面對那些以己身違抗不合理法律或其不合法處理方法的人士時，仍舊需要考量這些人士的真實動機。以斯諾登為例，在成為告密者的同時，他也為美國民眾敲響警鐘，讓他們獲悉美國政府可能正對自己的權益實施侵害，這或許能夠成為斯諾登爭取對其從寬處理的依據。
文章認為，在看待斯諾登事件時還需作出的另一個考量是，美國政府的監控計劃並非僅僅針對本國民眾。根據斯諾登提供給《衛報》的一份文件顯示，在俄羅斯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2009年赴倫敦出席G20峰會期間，美國駐英國間諜也曾監控其通信資訊。此外，斯諾登還在一次受訪中披露過去四年受到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的中國仕地和香港地區計算機的具體IP地址。文章指出，披露美國情治機構針對境外地區及個人的行動與保護美國民眾隱私是兩個概念，也不等同於“洩露（美國國家）機密”。
文章認為，雖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輿論支持，斯諾登還是應當為其告密行徑承擔法律責任，也有權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但是，文章最後也指出，只要俄羅斯還把斯諾登錯誤當作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並為其提供庇護，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斯諾登也便失去了為自己正當辯護的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