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台灣是“熟語”，也是“熱詞”，在台灣“日據時期”“黨外運動”時期也是閃亮的概念。
例如，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裡的法庭辯論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驕傲地聲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又如，1979年8月15日，台灣“黨外運動”的重要刊物《美麗島》發刊詞也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略謂：“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折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1800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
台灣“棄民”
189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被迫與日本明治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經光緒皇帝與明治天皇分別“用璽”即蓋印批准後，於當年4月14日換約。
約之第二款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列入“劃界以內”，“永遠讓與日本”。是為割地條款。
消息傳來，舉國悲憤。輿論大率以“痛失山河”為題。例如當年5月，吾閩先賢林紓在為《周莘仲廣文遺詩》所寫的引言裡寫道：“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餘杜門江幹，以花竹自農，一鋤之外，了不複問。今校聞先生遺詩，感時之淚，墮落如濺，念念先生於無窮矣。”情詞感人，令人不禁仰天扼腕長嘆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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