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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建宗局長：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制度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
中評社香港12月日電／是否立法確定最低工資，在香港已經擾攘多年，最近終於提出草案交立法會審議。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不久前接受由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代表《中國評論》月刊進行的專訪時表示：最低工資立法“是政府在經濟、勞工以及社會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也標誌著回歸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的管治和施政思維。”《中國評論》月刊十二月號以《最低工資立法是香港特區政府政策重大轉變》為題發表了這篇專訪，文章內容如下：
香港是經濟發達城市中，貧富懸殊最大的一個。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香港沒有最低工資立法的原故。因此，實行最低工資的議題不時被提出，但是因為商界的反對，政府不願意強行立法。這樣拖拉多年，最近終於提出草案交立法會審議。不論從任何角度看，此舉都是特區政府政策的一大轉變。而最後如順利通過，更是香港自由經濟的一大突破。為此，我們訪問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請他介紹立法的背景，和要克服的困難。
最低工資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議題
劉迺強：最低工資這個議題已經講了很多年了，最近終於進行立法，能否回顧一下這個議題的發展呢？
張建宗：首先我想強調，最低工資的立法確實是一個很重大的政策改變，是政府在經濟、勞工以及社會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也標誌著回歸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的管治和施政思維。如果你回顧歷史，香港政府不認同引入法定最低工資的立場一直都很清晰。香港向來奉行自由經濟，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15年將香港列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我們很珍惜香港的自由度。此外，我們實行聯繫匯率，工資的靈活性很重要，競爭力的彈性也很重要。因此我們對政策的改變格外小心。
這個政策的改變得來不易，是政府反覆審慎考慮後才作出的決定。最低工資基本上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議題，有很多自由經濟學派的學者是不相信最低工資的，認為最低工資的反效果大於正面效果。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系及商業社會，勞動市場的自由議價是相當重要的。那麼，何以會有此劃時代的改變？事緣2003年“沙士”（非典型肺炎）對經濟的衝擊非常大，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情況，特別是部分基層職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工資過低。當時報章披露，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其中一個公共洗手間一名清潔工的時薪竟低至港幣7元，每天做12小時也就才84元，連3,000元月薪也拿不到。
這個個案帶出來的問題是，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雖然這只是個別的情況，但政府不可以坐視不理。有關報導觸發了當時特區政府深入及積極的討論。我們覺得一方面政府應堅守自由經濟體系的原則，因為這是香港成功的要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夠罔顧社會公義和社會和諧，過低的工資是不健康的，也融入不了香港這個亞洲大都會及國際城市的文明發展中去。當時我們的考慮是，最低工資的立法不可能一蹴即就，一定要有一個過程，一定要有一個觀念的改變，一定要取得共識——通過建立共識，政府推動施政會更加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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