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9月21日電（作者 柳金財）近日國民黨主席選舉兩岸政策辯論引發社會輿論沸沸嚷嚷，候選人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特別澄清，外界批評其兩岸路線傾向“急統”、“紅統”的“污名化”。對於“兩岸和平備忘錄”受到鋪天蓋地攻擊，張的解釋認為這是很積極、但不極端的兩岸政策主張，認為民進黨必定會以“亡國感”及“亡黨感”攻擊之；直言民進黨已建立強大的愛台灣論述，醜化國民黨、激化兩岸敵意，而其競選中兩岸主張詮釋在持續宣揚兩岸和平發展及兩岸統合。同時，質疑黨內候選人如同“小綠”般，批判其兩岸路線已偏離中間路線，不僅不利於國民黨在2022年地方選舉及2024年台灣大選；甚至散播一旦張亞中當選國民黨主席恐造成泛藍分裂。
同為黨主席競選人前主席朱立倫則批評張亞中，論及其為非常著名的統派學者，並以統派理論大師為傲。2008年張亞中曾提出“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主張將來執政之後簽署和平協定；主張“一中同表”，不能講“中華民國”，台灣簽條約時名稱為“台北中國”。並直指簽署“兩岸和平備忘錄”，為“一國兩制”走向兩岸統一最好方法。朱也指出：“紅統不是朱立倫說的，也非民進黨說的”，而是張之倡議被外界認為是“紅統”、“急統”。這種將倡議“兩岸和平備忘錄”，形同導致“一國兩制”的“發展路徑”頗具爭論性。
民進黨政府曾公開宣稱，儘管追求兩岸和平穩定，但不與堅持“武統”與“一國兩制”的政權談“投降式的政治協議”。民進黨政府批評大陸當局不斷強加“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架於台灣的前提下，故不主張簽任何政治性協議。同時，針對兩岸間的任何政治性協議，建構所謂民主防衛機制及防護網，並非是依據現行《公民投票法》標準，而是採取最高門檻標準限制。此即涉及政治議題的談判，必須由“行政院”提出談判計劃，“立法院”要有三分之二的委員同意始可進行談判。
首先，除非國、民兩黨具有共識，任何單一政黨提議皆無法獲得絕對多數通過。“行政院”可舉辦諮詢性公投，不受《公民投票法》限制。兩岸政治性議題談完回來後，“立法院”有審議權，應由四分之三的“立法委員”出席，四分之三同意；同意後公告，再進行全台性的公民投票，要全台選舉人數半數以上同意，始能通過。從這一門檻檢視，除非國、民兩黨具有共識且願意採取合作態度，否則任何政治協議幾乎將是“胎死腹中”。目前居於反對黨地位之國民黨即使提出《兩岸和平協議》，若無民進黨支持，根本也無法通過。高門檻出席比例，意味著國民黨必須擁有“立法委員”四分之三席次，否則通過《兩岸和平協議》幾乎是遙遙無期，不可能任務。
其次，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備忘錄》可凸顯國民黨的兩岸治理能力。因應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直指要與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政黨及各界民主協商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同時，表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為避免兩岸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無論是張亞中或以前國民黨領導人拋出《兩岸和平備忘錄》乃至《兩岸和平協議》，其目的皆在於降低或消弭“武統”聲浪，降低兩岸敵對狀態。
尤其是民進黨自2016年執政後，由於兩岸當局已無“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兩岸頻臨“戰爭邊緣風險”，大陸當局從宣稱反“台獨”的“三個任何”到“六個任何”，從宣稱“反對台獨”、“遏制台獨”，到有信心、有能力“挫敗台獨”，強化打擊“台獨”力度。可以說，蔡英文執政期間大陸軍事演習及軍機、軍艦繞島巡航頻率最高，兩岸人民敵意程度最高，台灣民眾“反共”情緒漸轉為“反中”，而對大陸民眾“反“台獨”立場也漸轉為“反台灣”。故而，倡議“兩岸和平備忘錄”政治氛圍或可緩解兩岸敵對及民族主義情緒飈漲。
複次，倡議《兩岸和平備忘錄》利於爭奪兩岸路線主導權，重新為國民黨取得政權奠基。此次張亞中倡議《兩岸和平備忘錄》，其實遠較2019－2020年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所提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更為保守，包括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新北市長朱立倫皆提出類似主張。2015年原推出前“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參選“總統”，也提出“一中同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被視為過於激進政策而慘遭“換柱”。隨後洪秀柱擔任黨主席時在黨章中又列入《兩岸和平協議》主張，後吳敦義接任主席又修正删除，而以“和平願景”取代“和平協議”。然吳敦義為競選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又公開倡議《兩岸和平協議》。
甚至，早在2011年馬英九也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此次張亞中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備忘錄》，雖比既往國民黨領導人主張簽署和平協議更為倒退，然相對於其他候選人則是“獨樹一幟”、立場鮮明。其動機本有鞏固深藍選民之作用，然也是意味著旗幟鮮明與民進黨當局爭奪兩岸路線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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