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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富士康員工從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南門刷卡進入廠區。據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證實，當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員工墜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科技集團第10個墜樓的員工，這些墜樓者8死2傷。 |
中評社香港5月25日電／香港《亞洲周刊》5月24日載文《多名工人自殺 富士康亮警號》，文章說，多名工人自殺，富士康亮警號。富士康領導者對於“人”的問題，處理原則一直是“合情、合理、合法”，但面對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如何改造人心，不只是“合法”而已，要激勵人心也不只是“合理”物質酬庸而已，這也是中國整個製造業的挑戰。摘要如下：
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日前傳出第十起跳樓自殺，讓自殺的“意外”有可能蔓延成“常態”，也可能成為企業家郭台銘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郭台銘五年前就提出“人海戰術”為主的製造業一定要轉型，但是身為全球最大電子專業製造公司，光是在深圳就有四十萬名員工，要做轉型談何容易？但若能從本質上思考製造業人力創新，或許這次危機正為未來龐大的企業奠基。
從二十世紀初福特主義的流水線開始強調工人在制程中效率的合理化，但忽略了人心的疏離和異化，一直到八十年代開始日本豐田汽車提出了質量圈的做法，讓分享和團隊合作取代流水線的冰冷，其實，歐洲瑞典汽車業早就發展出了彈性的專門化，多技能工人，被社會學者歸類成後福特主義。
儘管最近歐洲車業被強大的中國汽車業所收購，但是工作場域和績效數字與人的關係，先進國家已思考了百年，當先進國家把製造外包中國，企業不只是要思考如何放大，更要思考如何轉化的問題，這種轉化還要思考員工、社會的背景，誠如連福特主義背後也有三大支柱：凱恩斯宏觀經濟學、配合從軍事化管理髮展的泰勒主義勞動組織基礎，以及政府管理的社會民主模式。這三大支柱相輔相成，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為戰後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框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