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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 |
國民革命軍獲取華北後，各外國在華當局立即應允國民政府要求，任其對進出中國的有線及無線電報內容實施檢查，實屬極大失策。
僅就理論而言，賦予南京政府此種權力是理所應當的。儘管大多數電報都是發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國政府認為，這些地方畢竟都是中國土地，因而，對進出那裡的電報實施檢查乃是中國政府的基本權力，若長期阻礙此種權力的施行，將導致主權受損。中國的這一司法主張確實正確無誤。
但問題的症結是，大多數檢查員都是不稱職的政工人員，要不就是與高官們有裙帶關係，他們中多半對新聞或宣傳的價值一無所知。許多人對外語一竅不通，於是，新聞稿便不得不先譯成中文，供這幫檢查員審閱，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實難容忍。這幫大爺們多數自成一統，南京政府那些頭頭們固然有能耐，卻難得給出只言片語的指示。
國民黨的小官們大多陶醉於新近到手的權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國實行一黨統治，至使褊狹盛行。一黨制還導致各種卑鄙伎倆層出不窮，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惡。許多小官僚更是墮落到公然撒謊，企圖讓中國人民及境外各國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權的官員全是超人，個個能力卓絕，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誰膽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議，便被冠以“危害國家”或“叛國賊”的罪名。
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審查制度做了奮力抗爭，但成果總難持久。我屢屢將審查員的惡行秘密呈報他，其中一些還被轉呈蔣介石和蔣夫人。但要他們一而再地干預，不斷懲戒或開除那些審查員，確實也勉為其難。故總體而言，邪惡長期存在。
不過，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斷行事，從而順利度過一場災難。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轟炸了上海的閘北。開戰當晚，電報局幾個負責人告訴我，從午夜起，中國政府的新聞檢查員將進駐電報局。我立即打電話將此事告訴宋子文，懇求說:千萬別讓他們這麼做。日本人的進攻現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聞，電報線路已經爆掉了。報道這事的外國記者是沒有一個會說中國壞話的。現在應該讓新聞不停地發出去，不要去阻礙它，檢查員來了只會拖延新聞的發送。別忘了，要是允許新聞檢查員阻撓新聞電訊的發送，美國和歐洲的報紙就只好採納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繼日往外發新聞，數量驚人，而且不受中國人的檢查。
當時及隨後多年裡，虹口有一條直通長崎的電報線，為日本人所有。該條線路按規定只能發日文電報，但實際上卻什麼文字都發。當然，中方的檢查人員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陸軍和海軍都派員駐守，對往來電文作詳細審查。
若碰上中方電檢人員過分捕風捉影，過分愚蠢，實在無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給予的特權，將我的新聞電訊通過這條線路發給《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休．拜厄斯，由他轉發紐約。我多次光顧那裡，但在1932年戰事爆發期間，卻決不踏足。
多年來，上海的電檢人員行事無一定之規。美國記者發往紐約的無線電訊可以過關，英國記者發往倫敦的相同稿件卻遭槍斃。電檢人員也不想想，這條電訊只需從紐約再發一次，跨越大西洋，倫敦的報紙照樣收到。更惱人的蠢行是，一些電訊稿明明已獲軍方電檢人員通過，可以從北平或天津直發紐約，但若將其先發上海記者站，譬如我這種情況，則有可能遭上海電檢人員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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