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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共十七大到今次的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對改革的模式進入了比較精細的反思與理性的佈局部署。 |
中評社北京3月12日電（評論員 張沐）由號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發動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改革，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探索階段——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蓬勃發展階段——全面審視改革成效、尋求合理調整的理性階段，迄今已經快30年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誠然，從中共十七大到今次的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對改革的模式進入了比較精細的反思與理性的佈局部署。其中最為人們矚目的是，對市場化的範圍、利弊得失，有了相對清醒的認知和調整。
可以說，在初級階段，各地、各部門為引進外資，竟相攀比優惠政策，甚至低價免費出讓土地開發的狀況，對於喚醒沉睡的中華大地，打破大量仍處於簡單的農耕、手工生產模式，推動經濟發展有其歷史的必然；而在全面推進市場化階段，出現了所有部門、各行各業掀起的辦“公司熱”以及“十億人民九億商”的“下海潮”，在啟動內需、挖掘內潛、搞活經濟諸方面，的確對舊的傳統理念與計劃生產、統一調撥經營模式，具有極大的衝擊力，也使得整體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和進步；毋庸諱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純粹的市場經濟所具有的雙面刃效應。
而簡單照搬西方模式，過度市場化必然導致“一切向錢看”的拜金狂熱，乃至愈見明顯的社會分化與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現象，社會公正、道德廉明、救死扶困、平等福利等等，皆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削弱。
應該看到，在否定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無論是黨政機關、公檢法還是社會團體乃至於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單位，莫不在推進改制過程中，把市場化程度變成檢驗改革發展的標誌。一時間，“致富光榮，受窮狗熊”成了最為時髦的口號。
於是各種機構單位紛紛想方設法與市場化“接軌”，或通過分流出“經營單位”，名義上是增加經濟創收，減少財政負擔，實際上卻因為相關的法律法規薄弱，導致權錢結合衍生出諸多的經濟漏洞，進而滋生腐敗與不正之風氾濫的弊端。
反過來，又使救死扶傷、人類靈魂工程都沾染了金錢與利益的誘惑，教師行業、醫藥行業迅即成為令人豔羨的高收入行業，“入學難”、“看病難”的矛盾十分尖銳。而中國自身社會主義體制應有的全民福利與救濟、公益事業被弱化了。於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有關的反思與探討，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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