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

秦曉：不能用中國價值取代普世價值

http://www.CRNTT.com   2010-10-15 08:57:12

中國現代性轉向起於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進步是偉大的，但到今天，這仍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進入本世紀後，中國經濟崛起，但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質疑，腐敗滋生，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缺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和擔憂。面對這樣的現象和問題，在中國知識界引發了“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之爭。 　　“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從一開始的“特殊論”正在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我們把以“啟蒙價值”為源頭的現代社會價值和制度安排視為普世性的。雖然不同的國家具有各自的文化、歷史特征，但這種差異不是對普世價值和現代社會制度架構的顛覆和拒絕。從實現路徑上講，由於初始條件、內生狀況、外部約束不同，後發國家不可能重複先驅國家走過的路，只能另辟蹊徑。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條道路的指向與現代性社會目標的偏離或背離。在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的命題應該是“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這正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學術界的這場交鋒或許還沒有引起高校學生特別是80後年青一代應有的關注。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來的社會精英繞不開而且必須直面的問題，因為它關乎中國未來道路的選擇。我在這裡提出三個與經濟和管理相關的問題。 　　1、 政府職能：發展主義政府還是服務型政府 　　中國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市場己發育到一定階段後，是應該繼續堅持強力政府，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和要素價格，還是應該從“替代市場”轉向“干預市場”，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為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稱為“發展主義政府”，它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會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從長期來看它會造成權力與資本結合併導致腐敗、扭曲市場價格體系造成資源錯配、抑制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社會的不公。這些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己充分顯現。 　　2、國有資本：政府化還是社會化 　　國有企業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遺產。在“發展主義政府”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對經濟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控制。這正是當前關於“收入分配不均”、“國進民退”爭議的背景。 　　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國民的財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財富）。發達國家經過資本社會化將原來少數寡頭控制的經濟資源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使他們有了資產性收入，從而穩定了社會。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表現。同時這樣做也有利於政府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公共服務領域。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