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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象之爭：超級城市時代怎樣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鏈接：第三雙眼看印度 　　來源：搜狐讀書頻道 2010年04月08日 　　特約撰稿人 淩越 　　帕斯、奈保爾和阿瑪蒂亞•森，這三位著名的文人和經濟學家，不僅都得過諾貝爾獎金（帕斯獲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奈保爾獲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阿瑪蒂亞•森獲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他們三人和印度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帕斯是墨西哥人，可是作為墨西哥駐印度大使，帕斯在印度度過了六年時光，在那裡的經歷改變了帕斯的生活，並在他的文學創作中留下清晰的印記：詩集《東坡》、散文集《猴子文法學家》以及介乎隨筆和游記之間的《印度札記》。 　　奈保爾是作為英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是他的身世頗為複雜，他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島國特里尼達和多巴哥，在那裡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後去英國留學並在那裡定居下來，可是奈保爾自己卻是印度移民的後裔，這種血脈關係如此頑強，將奈保爾在1962、1975和1988年三度帶回印度，並分別撰寫了三部有關印度之旅的書《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 　　阿馬蒂亞•森是確鑿的印度學者，可是在《慣於爭鳴的印度人》的序言最後，阿馬蒂亞森特別強調：“作為一名淵源殊深的非常關注印度文化、歷史和政治同時也關注印度一般生活狀況的印度公民，我很難在提到印度人時用‘他們’一詞而不用‘我們’一詞。”如此強調其來有自，阿馬蒂亞•森和奈保爾一樣也是弱冠之年就離印赴英學習，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就讀，其後他的學術生涯在西方和印度一系列著名學府展開，由於對印度事物的高度關注，阿馬蒂亞•森一致保持著印度國籍，並且經常回到印度高校做客座教授，這些都是為了保證他對印度國內公眾事物保持敏銳的嗅覺和發言權。阿馬蒂亞•森主要是經濟學家，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由於他在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研究上的突出貢獻，福利經濟學試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根據社會公眾的生活狀況來評估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得當，顯然他的研究出發點其實落實在改進窮人的經濟狀況，因而森被稱為經濟學界的良心。他的這一研究視角注定他是一位視野開闊涉獵甚廣的學者，《慣於爭鳴的印度人》這本書就超越了經濟學的範疇，它有一個副標題：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論集。 　　不同的閱歷、不同的職業身份決定了他們在觀察本身極為複雜的印度社會時，採取了不同的視角和態度。帕斯同時具備外交官和詩人的身份，這種相對疏離的關係，使帕斯得以一種較為輕鬆的心情觀察印度，他的筆觸有著詩人的優雅和內省。儘管帕斯並沒有回避印度社會和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可是他也在不經意中時時流露作為詩人的敏銳感觸，比如在寫他1951年首次到印度，去德里旅行，就有這樣極富詩意的描述： 　　我永遠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無意間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裡空無一人。墻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蘭經》的經文。上方是平靜祥和的藍天，只有偶爾一群綠鸚鵡飛越，才會打破這股靜謐。我待了幾個小時，什麼都沒想。一段極樂至福的時光，當夜幕低垂，蝙蝠成群結隊在天空盤旋，才讓這股至高無上的幸福告一段落。 　　這樣詩意的感悟在以尖刻著稱的小說家奈保爾看來未免有些奢侈了，小說家的身份決定了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是以細致入微的描述鋪展開來，而且這描述多半指向印度社會的那些陰鬱角落： 　　拉賈斯坦的狹義風尚已經當然無存。宮殿空蕩，王公們的小規模戰爭已經無法記數歲月，全都化在傳說之中。所剩下的就是遊客能看到的：狹小貧瘠的農田、破衣爛衫的人、窩棚、雨季的泥濘。 　　在對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這兩位文人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帕斯作為一個純粹的外來者（和奈保爾和阿馬蒂亞•森相比），對於印度文明基本採取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傳統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當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適。帕斯習慣用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做比較，比較的結果不是譴責印度的落後和愚昧，而是對西方文化自身提出更多的憂慮和批評，這種態度無疑頗具風度，而且是建立在細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帕斯得出的觀點往往也是非常睿智的。關於印度備受批評的種姓制度，帕斯先是通過評述托克維爾的觀點，對西方流行的個人主義大加撻伐：“民主社會不斷改變，將個人與他的祖先聯繫在一起的關係已經當然無存，而將他與他的同胞聯繫在一起的關係也已經如風中殘燭。冷漠是民主社會最大的缺點之一。”隨後對於印度傳統的種姓制度，帕斯則提出自己獨特且頗具深度的觀點：“有‘賤民’這種階級存在是一種恥辱。不過種姓制度絕對不能消失，惟有如此，它的受害者才不致淪為個人主義這些貪婪的神袛的僕從，而是在我們之間，找到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這種情懷當然也是像帕斯這樣的大詩人才會擁有的，那是一種超越庸常勝負、生死的美麗而溫暖的境界，無論如何，這樣的觀點映襯出詩人自身的博大的胸懷。前不久在香港見到幾位曾去印度進行文化交流的中國詩人，他們對印度落後的不屑態度，和帕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小說家比詩人總是要更入世一些，像帕斯書中隨處可見的感概在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或者也可以說奈保爾感慨是別樣的：沒有詩人式的抽象和升華，而是針對印度現實的毫不妥協的犀利批評——通常以反諷的方式。尤其在《印度：受傷的文明》一書中此類的批評比比皆是：“只有印度，以其偉大的過去，以其文明，其哲學，以及近乎神聖的貧窮，提供這一真理，印度曾經就是真理。……而印度則正因了它所有表面可怕的現象，可以被毫不狡詐、毫不殘酷地稱為完美。”“如此安然！在世界變化之中，印度即使在緊急狀態下，也紋絲不動：回歸印度就是回歸到世界深層秩序的認知裡，所有事物都固定化，神聖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對於印度停滯的現實的不滿和抨擊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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