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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還能支撐“奇跡”嗎?

http://www.CRNTT.com   2011-05-30 09:34:25  


 
  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的發展完全是摒棄傳統社會主義“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責任機制和市場化原則對既有體制創新性改造的結果,因此,它實質上是制度創新的產物。就其“不斷擴大社會與個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間”而言,它與“華盛頓共識”並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執政黨和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所謂的“中國奇跡”只是後發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國際競爭中的奇特現象,這種現象在80年代東亞國家“二元結構”基礎上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階段也曾經出現過。所以,“中國奇跡”不過是被指認為“政府主導”的“威權主義”模式的“東亞奇跡”的再現。

  當然,也應該看到,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既有“東亞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擁有以世界最大規模人口為基礎的低成本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口紅利”形成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重視基礎教育和宏觀經濟穩定等,也有許多特有的條件和特征,如漸進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消費結構升級推動“消費革命”,大規模工業化形成的規模經濟優勢,城鎮化帶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府積極有效地參與發展進程等。總之,過去30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經濟起飛”;“中國奇跡”意味著在世界多樣化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不留情面的意見直指“中國奇跡”的“軟肋”和“痛處”,認為,“中國模式”其實就是經濟(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導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其特點可以歸結為“全球化”+“低人權優勢”。所謂“中國奇跡”的主要奧秘就在於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從而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徵地客”這種“民主困境”。既然“中國奇跡”以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權為代價,那麼,與其說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跡”,不如說它是特定條件下經濟起飛的無奈結果。

  少談趕超,多談問題

  無視中國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是不恰當的,但是,如果認為中國有一種別的國家根本不具備的神奇力量會推動它走上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恐怕又過分誇大了中國的差異性和特殊性。

  人們普遍承認存在一種“中國模式”,這種模式包含了許多要素,如,市場經濟,一黨執政,賢人政治,政府主導,舉國體制,運動式管理,GDP錦標主義,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等等。這些要素在許多人看來是其他國家難以複制的。目前的問題是,“中國模式”面臨挑戰。我們不可否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須正視發展所造成的種種現實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以低民權、低福利、低保障換來的:低民權、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經濟發展。後發國家的經驗顯示,以威權體制、政府主導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完成經濟積累和起飛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為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為經濟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民權、環境、腐敗、協調發展、對外依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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