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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現代國家建構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四、如何為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 　　先的問題要分析中國強大的傳統文化與我們國家建構當中發生的扭曲性形狀態之間的微妙觀念，因而我們在中國建構現代國家時必須要高度重視解決國家建構中的歷史文化傳統阻力，這是第一個幅度所要強調的，為什麼？因為強大的傳統文化在發揮被現實激活的效力時，常常變成阻礙我們變成現代國家建構的障礙，比如晚清保國、保種、保教傳統的興起，這是晚清數十年的新傳統，這種新傳統直接來自於歷史文化傳統，這種新傳統興起後變成為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的障礙，這種新傳統利用歷史文化傳統因素時，歷史文化傳統變成我們現代國家轉軌的障礙，因而傳統文化在被激活過程中是有一種雙重危險性：歷史文化傳統流轉成障礙，而現實為國家辯護的說辭也同樣成為障礙。這雙重危險通過晚清阻礙變革哪怕包括特別具有變革熱心腸的慈禧太後，最後也被保守力量扭轉到傳統文化軌道而拒絕或者無能、無可奈何不能為晚清現代國家建構聚集文化資源。最經典的個案是慈禧太後非常熱鬧的在頤和園裡修了一條鐵路，但在數百大臣跪拜要求她拆掉這條鐵路之下，她不得不把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拆掉。大臣們所代表的聚集國家轉軌文化資源的保守力量，投射出來的傳統歷史文化對國家轉軌的雙重阻力和雙重危險是多麼可怕的事。 　　第二是在民國時期蔣介石撰寫的國家理論和國家哲學《中國之命運》，我們不去追究是否出自於戴季陶之手，但這至少代表了蔣介石的國家理念，蔣介石把現代自由、民主、博愛，把現代競爭性民主政治，把現代資本主義競爭性市場經濟罵得狗血淋頭，遠遠超過今天中國的左派，甚至遠遠超過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還講“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中國之命運》中蔣介石認為治國只有一個法寶"禮義廉恥"，蔣介石也是要建立現代國家，因為他在日本留學以後形成了現代國家理念，要以黨立國，但以黨立國的結果裡傳統文化因素之多，而受現代文化資源聚集的主觀性轉變能力之差，使得民國現代國家建構受到強大的阻礙。人民共和國時期也一樣，對英明君主的盼望，對歷屆領導人的熱衷，對於專斷權力的仰慕甚至崇拜，對於分權制衡結構的現代政治制度和對競爭性市場經濟基礎上必須建立競爭性民主政治的拒絕，再體現出兩種阻礙力量的強大作用。 　　正是因此如此，所以第四大問題的第二方面要特別強調告別國家重建中形成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這樣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就是為了建構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而進行的文化嘗試的結果。1840年來我們要建立現代國家，要塑造我們的歷史，首先從被侵略的近代歷史塑造起，這是為現代國家建構聚集文化資源的一種方式和途徑。怎麼塑造？中國也不錯，明清時期就已經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在江南就有雇工勞動，而且規模大到數千人，如果西方不打進來，中國也會漸進到發展到資本主義，這是順接歷史學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是先進的，我們也搞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是先進的，我們也要搞民主國家，但西方不能打我，我自己搞，只是慢一點，但我也可以搞，這是順接近代史意識形態建構。與這種建構相應的，是逆接的抵抗政治哲學，西方人怎麼能打我呢？我是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國，美國怎麼好意思門戶開放？八國聯軍為什麼要打我？你們才多少年歷史？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文化輝煌時，你們還是一個蠻荒之地，你打我是錯誤的，是荒唐的，是不符合道德的，是侵略的，是醜陋的，是下作的，是流氓政治的，因而現代國家都是侵略性國家。於是造成對現代抵抗性意識形態的歷史學建構：西方是壞的只有中國是好的。我們有一萬個道德理由來抵抗現代國家的政治轉變，所以多次把我們對現代國家的抵抗當作可歌可泣的民族悲歌。 　　嚴格說來，鴉片戰爭通過茅海建的研究就知道是中國政府不遵守國際規則，因為當時中國的鴉片和英國進行茶葉貿易是兩國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最重要的兩種產品，中國早期大量的賣茶葉，英國人19世紀在全世界掠奪的黃金白銀“呼啦啦”的流到清政府，當時廣東人要吸鴉片，所以英國人一發現這個東西，就大量把東方生產的鴉片通過東印度公司轉口貿易賣到中國，清政府的白銀嘩嘩的流到英國。清政府就著急了，不管當初簽訂的《中英貿易協定》就派林則徐下去把鴉片沒收並燒毀。我們僅僅講經濟規則，不談政治規則，談政治規則是可歌可泣的侵略和反侵略戰爭。從經濟規則來說，中國人有教訓可以從中可吸取。 　　同樣，作為政治過程來講，現代國家的轉軌是被動轉軌，是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先發內生的現代國家的打擊，毛澤東當年陳述了這個道理，但現在所謂虛偽的愛國者們都不承認毛澤東這個道理了。說落後要挨打，打著你進行現代轉軌，但打著的時候我們不服，拒斥了別人打我們時提供的現代國家轉軌的基本理念，按馬克思的說法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到掉了”，所以我們對西方全部抵抗。我們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理念是西方的抵抗哲學，我們又用馬克思主義來抵抗西方的規範政治理論變成了我們國家的國家哲學，等於我們拿西方的反現代抵抗現代，我們再來抵抗現代，變成了對現代國家的雙重抵抗，因而說我們現代的轉軌是艱難的由此可知。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一定要重新審視近代史的意識形態，但僅僅重新審視近代意識形態不夠，因為我們建構近代史意識形態的同時就逐漸在建構古代史意識形態。 　　還有國家權力提供的強大思想維持力量，以致於人們習焉不察，很多聰明叡知的人都相援使用而沒有意識到它受到古代史意識形態的自然捉弄。中國要抗擊西方，我們有自然的萌芽，明清開始有了萌芽。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魏晉就有了萌芽。再經過研究，先秦就有雇傭勞動了。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太聰明叡知了，西方人18世紀搞出來的東西，中國公元前就有了，所以還有什麼理由打我？我們充分的汲取這個民族足以在文化上自戀的資源，比如李約瑟及其團隊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我們津津樂道，成為古代史意識形態建構最重要的國外來源。我們國家一定要沿行著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來建構現代國家的既定判斷，這個既定判斷是政治判斷，意識形態判斷，它變成抗擊建構現代國家轉變而激活傳統文化資源的靈活性的僵化理念。中國古代所謂的皇權專制也有對自己皇權專制進行規範化的力量：由天道到人道，由君權到相權，由皇權主觀意志到中華法系制度規則。儘管有例外，例外在於皇帝是正級國家，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個例外都不能有，但實際上，正級國家之下所有公民及其官僚在“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古典平等意識下，國家權力的總體規範性是足以維持的，儘管這個維持能不能將其命名為“憲政”我們還可以研究，但一定是一個規範狀態。 　　第二，在為建構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時要激活它，就不能夠簡單的將古典歷史解釋為皇權專制史，把現代史解釋為抵抗政治史，我們一定要在這種解釋裡把古典的資源激活為現代限制權力的資源，把近代意識形態轉變為一個中國與其它國家進行不對稱政治博弈的必然結果，因而我們要尋求對稱的政治博弈的國際格局，就必須要推進我們現代國家的政治轉軌，這樣才真正能夠平等的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和國家之林，因而形成嶄新的平等性的國家間關係的文化心態來推動我們建立現代國家，這就是結論，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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