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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孫中山最具爭議的“革命”行為

http://www.CRNTT.com   2013-02-02 09:18:25

孫中山到底愛國不愛國？ 　　2012年11月23日06:31人民網　楊奎鬆 　　[導讀]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其主權領土之類的觀念，來評判歷史。同樣的情況，我們也不應當把愛國與暫時的妥協、退讓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外交行為簡單地對立起來，斥之為不愛國。 相關鏈接：孫中山到底愛國不愛國？——兼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焞 　　本文摘自《開卷有疑》，楊奎鬆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 　　孫中山和日本的關係，複雜且微妙。其原因很簡單，孫中山奮起革滿清政府命的時候，恰值日本開始對滿清統治的中國實施武力擴張政策的時候。中日兩國文化同源、一衣帶水的緊密關係，使孫中山很容易把慷慨激昂地必欲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日本人視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當年在此種條件下發生的種種情況，今人理解起來自然不那麼容易。但是，歷史從來就是複雜的，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也不能簡單化。 一 　　我們從來都被告知，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者”。“愛國”這一概念，今天在中國已被用來泛指對祖國的關切與眷戀之情。此關切之深，達到不惜以個人生命來捍衛，並能舉全國民眾共同來爭取，即可謂之為“偉大”。孫中山敢為中國近代革命之先驅，成功地推進了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稱其為“偉大的愛國者”，當不為過。 　　但是，我們對歷史的講授或說明，往往太過簡單化。簡單化到動輒只提供給讀者一方面的歷史，讓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對孫中山，一般的傳記和評說都只談其如何愛國，如何偉大，卻不談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時，為借助於外力幫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軍閥和財閥許願出讓中國權益的情況。沒有人會去想一下，這樣誤導歷史，會不會使後來人把政治與外交概念化、簡單化，使人以為要愛國，就要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做到最激烈，對外若有絲毫妥協退讓，便是大逆不道，應誅之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殊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黨，恐怕沒有哪一個不曾接受過外國的幫助，沒有哪一個能夠在對外問題上真正做到徹底的。 　　關於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洲地區權益或提供其他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後撰文加以披露。對於這一說法，習慣於為尊者諱的一些台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並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度。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於是，經過十多年深入發掘史料和細心研究，我們在1990年代末終於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火享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兩本專著，內中對孫中山出讓中國滿洲權益的問題頗多討論。[1] 　　李吉奎教授的討論，基本肯定孫中山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前歷次承諾出讓滿洲權益的言行是事實，並對此類言行一一持以批評的態度，甚至提出了孫早期“民族意識是淡薄的”的看法。[2]俞辛焞教授則堅持傳統的觀點，強調已經發現的所有這類史料，基本上都還只是從日本一方發現的，“正如法官對人命關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後判決一樣，對事關中國國家主權的這一重大問題做出結論時，必須具備有關直證和旁證的材料，但現在缺少孫中山的直證材料”。當然，俞辛焞教授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他很清楚，既然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重大秘密交涉，作為直接責任者的孫中山，未必會堂而皇之地自己把這種直接的史料證據保留下來。因此，他其實並不認為李吉奎教授的考證和敘說真的存在史實基礎或事實判斷上的錯誤。他的解釋是，即使存在這種情況，也不能簡單地對孫中山的這種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孫中山對日本的野心始終還是有所認識的，其“審時度勢，果斷地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是因為他必須優先考慮推翻國內政敵的革命任務；第二，孫中山即使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確實爭取到了日本在資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這對“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幫助的。[3] 　　應該承認，俞辛焞教授的解釋頗有些道理。說有些道理，是因為不僅中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革命者其實也都是一樣，在他們勢單力孤地開始其革命運動之際，多半都會向外國尋求幫助，也都或多或少地會得到外國的一些援助。列寧及其大批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順利回國，就直接得到了敵國德國的幫助和資助；中共早期更是因為在長達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一直從莫斯科獲取主要活動經費，而曾被國民黨指為所謂“盧布黨”。對於這種事情，純粹要看你打算從什麼角度去理解。比如，基於“革命的短期利益”，這就未必有什麼錯。為此“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先安內而後攘外，自然也就無可厚非了。因為無論是德國資助列寧，還是蘇聯援助中共，都不是無條件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黨在關鍵問題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國的一邊。比如，德國就是希望通過幫助布爾什維克奪權，最終促使俄國與德國停戰，以便德國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協約國，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也確實通過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忍痛割地滿足了德國的願望。比如，蘇聯也同樣要求中共在中蘇外交關係問題上要站在蘇聯的一邊。像在1924年春中蘇兩國政府談判中，為推動解決懸案的外交談判，共產黨就對北京政府的對蘇外交頗多批評，並且與國民黨內的民族主義分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們堅持，中國方面沒有必要堅持蘇聯必須從外蒙古撤兵，並且相信外蒙古人民應當享有民族自決的神聖權利。像1929年張學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強行收回控制在蘇聯人手中的中東鐵路。一方面是舉國輿論沸沸揚揚地支持這一“愛國”行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準備調動紅軍採取牽制南京政府的軍事行動。比較上面的情況，我們不難了解，如果我們因為孫中山有過這樣或那樣“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言行，就相信孫中山當時“民族意識是淡薄的”，並不愛國，那就如同說列寧或中共不愛國一樣，大概是很難讓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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