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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勝利:看三中全會會怎樣壯士斷腕

http://www.CRNTT.com   2013-11-12 10:50:21  


  中評社北京11月12日訊/從前天開始,中國進入了三中全會時間段。對在由高速增長走向中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之時舉行的這次全會,國際輿論關注焦點始終集中在中國經濟改革要往哪裡去這一點上:面對WTO經貿規則正逐漸被TTO、TTIP、TISA等所顛覆的大趨勢,中國將邁出怎樣的推進改革新步伐?能否通過擴大內需等結構改革確立未來穩定增長的新路線?中國會確定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嗎?學者鞏勝利撰文《看三中全會會怎樣壯士斷腕》,詳論如下

  中國經濟正進入大轉折期,大家強烈期待著改革的新方向能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這事關國家根基的穩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職能轉變都是最難啃的骨頭。中國智庫的一項課題研究進而建議,“新一輪改革應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以創新社會管理為關鍵,盡快形成常態化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共享機制”。如能深化改革釋放的改革紅利,將消解上一輪改革階段積累的體質機制性矛盾,疏通社會不公的梗阻,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四個文明”的升華。

  從前天開始,中國進入了三中全會時間段。

  對在由高速增長走向中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之時舉行的這次全會,國際輿論關注焦點始終集中在中國經濟改革要往哪裡去這一點上:面對WTO經貿規則正逐漸被TTO、TTIP、TISA等所顛覆的大趨勢,中國將邁出怎樣的推進改革新步伐?能否通過擴大內需等結構改革確立未來穩定增長的新路線?中國會確定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嗎?

  一段時期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G20峰會、亞太領導峰會時,都強調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與世界各國經濟兼容的決心。李克強總理更在多個場合表示,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提出要 “兼顧增長和改革”並與世界各國“分享紅利”。顯然,與他國分享中國紅利、保持平衡並非易事。中國需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利用市場力量提高效率,改變依賴過剩投資的經濟體制。如能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的紅利,將消解上一輪改革階段積累的體制機制性矛盾,疏通社會不公的梗阻,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四個文明”的升華,使中國發展模式成為全球新樣板。

  當然,中國經濟的第一拉動依然是投資驅動。實際上,在內地及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仍十分落後,應對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災害的設施還不太完善。但是,由於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龐大的投融資資金流入了國有企業,導致設備投資過剩、鋼鐵業依然巨虧和房地產價格暴漲。而鋼鐵和造船等重工業企業的設備開工率目前僅為7成左右,一些產業和設備過剩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而依賴投資的政策運作如果稍有偏差,將導致上述問題進一步惡化。此外,資金大量流向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民間技術革新和新商業模式無法得到扶植的問題依然非常嚴重。

  也有評論認為,中國經濟正進入大轉折期,大家強烈期待著改革的新方向能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這事關國家根基的穩定,其中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職能轉變都是最難啃的骨頭。中國智庫的一項課題研究進而建議,“新一輪改革應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以創新社會管理為關鍵,盡快形成常態化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共享機制”。

  還有分析推斷,未來的中國很可能是個強政府、強市場的“雙強格局”,“兩強”同步的格局如何有效推進中國經濟改革全局,則是個巨大的問號。有分析特別提出,強勢政府,絕不是指強勢干預市場,而是強勢服務市場;強勢市場也絕不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市場。衡量中國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客觀標尺,不應是政府機構上級對下級的考評,而應是民意和民心。因此,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應是思想意識的轉變,從把持權力管人轉到放權服務民眾,這才是真正意義的簡政放權。

  10年來政府出台了43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而房價卻上漲10倍,致使國策幾乎成一紙空文,並架空了“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無疑,中國房地產市場改革的唯一法則,就是用市場之手,而不是用政府之手,找到出路。這涉及土地改革,土地與房地產確權以及城鎮化與戶籍改革兩大棘手難題。一個月前,新華社評論發問:中國“房子70年後怎麼辦?”70年後土地使用權怎麼辦,不僅是購房者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國家改革繼續發展完善所必須給出的一個歷史回答。

  “兩元”戶口牽扯特權、權力階層60多年的利益。目前我國已有2.6億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如果他們能獲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福利——享受國民待遇,意味著債務規模龐大的地方政府還將承受更大的財政壓力。財稅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難平衡——地方政府怎樣施政?自財政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各級政府的規範稅收收入減少。這個難題怎麼解?還需要尋求超大智慧。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涉外經濟體制開放取得巨大進展。但是,我國的比較優勢已發生顛覆性變化,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處於深度轉型調整時期,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是必然的要求,中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創造一個整體、良好的外部環境。但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尚無法適應這種新要求,既不利於引進高端產業活動、高級生產要素,也不適應企業“走出去”整合外部資源,使中國難以充分利用新的戰略機遇期。

  為此,涉外經濟領域改革,首先要打造對高端產業與生產要素具有較強吸引力的長效、持續的投資環境。具體而言,這包括擴大和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大力改善投資軟環境,著力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新的開放平台進而向全中國深化輻射和延伸等多個方面。

  在160個服務部門中,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承諾開放的部門為100個左右,但不附加條件完全開放的部門不到30個。要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和轉型升級,對內要放鬆規則,對外要擴大開放。未來重點要推動能源、電信、金融等基礎行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開放,引入新的理念、機制和商業模式。

  涉外經濟領域改革另一個重點是加快對外投資體制改革以及推進外貿體制改革。改革對外投資的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為取消對外投資審批奠定基礎。改善企業對外投資服務,加強對外投資信息、法律、融資、保險等服務。以放開跨境投資管制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最富挑戰性的,還是如何全力提高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經貿遊戲規則的建樹能力。這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在相應規則、貨幣、產業布局、服務業領域等各方面加快對外談判體制的改革,改進對外經濟貿易政策決策協調機制,改具有“一票否決權”特點的部門會簽制為牽頭部門負責制;加快改革自由貿易區談判機制,完善產業救濟機制;在中國政府機構與國際組織間建立人才雙向流動的機制,建立智庫參與涉外經濟決策的機制,鼓勵中國公民進入國際組織,增強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倡議能力,建立應對貿易投資摩擦機制等。

  (作者系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

  來源: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2013年11月11日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