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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兩岸關係的雙重目標思路

http://www.CRNTT.com   2019-04-01 00:12:49  


 
  歷史地看,“一國兩制”的產生其來有自,並非當代中國人首創。中國歷朝歷代多有“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的實例,政權制度上的豐富多元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罕見的。古代中國所實行的管治權體系高度靈活,並按地理和文化維度由近及遠逐步增強靈活性。華夏民族自夏商代即有“五服”之制⑤,諸部在貢賦服役、文教武衛等方面的權利義務均依內外遠近而有區别對待;絶不像近代西方主權觀念和制度,非此即彼,非敵即友。西周王朝在邊陲地區即建立諸侯國,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⑥。漢代實行“郡國”並行制,中央直接管轄的郡與諸侯封國並行,封國擁有極高自治權。唐代的羈縻府州也幾乎享有完全獨立治權。及至明代的羈縻衛所和土司,和清代的藩部及土司,依然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對其管轄權干預逐步有所增強。“改土歸流”自明末開始,至清代雍正朝才基本完成西南邊疆地區政權建設,但“土司”的自治管轄權並没有被完全剥奪。一些邊疆地區往往經歷數百年的演變才逐步納入完整的中央管治權之下。

  這種寬鬆的管治權政策來自中國歷代奉行的寬仁民族政策和藩屬政策。華夏民族自春秋時期起就不主張以武力征伐不肯歸服的少數民族。孔子明確反對以武力滅亡别人國家,提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⑦,並主張“興滅國,繼絶世”⑧。孔子的仁德主張成為歷代王朝對邊疆民族和藩屬政策的思想基石。秦漢時期李斯、主父偃均反對秦始皇、漢武帝攻佔和統治匈奴。東漢順帝時期的尚書令虞詡在李斯、主父偃思想基礎上提出“不臣異俗,羈縻而綏撫”⑨政策,基本為歷代所遵循。

  在經濟上,歷代王朝對邊疆民族和藩屬均奉行“厚往而薄來”⑩政策。漢朝起開始實行“朝貢册封”,皇帝賞賜的饋贈往往多於藩屬的貢品。此一朝貢制度逐步發展為藩屬國與中央王朝優惠性貿易往來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稱“胡越一家”、對華夷“愛之如一”,並總結說“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⑪。與近代西方國家對弱小落後民族的殖民掠奪相比,甚至與當代西方強權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吝嗇與自私相比,中國歷代王朝顯得更加慷慨和仁慈。

  兩岸如果以“一國兩制”解決問題,當然不可能是古代邊疆民族制度的複製,台灣同胞更不是邊疆異族,外部環境也迥然有異。但古今“一國兩制”所包含的寬和仁厚、民胞物與的精神則一脈相承。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在多次講話中提到,在解決台灣問題時,“一國兩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充分聽取兩岸各界意見建議,充分照顧台灣同胞的利益。顯然,“一國兩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是開放的而不是固定的,是一個需要兩岸共同探討、共同構建的過程,也必然會達至一個符合台灣同胞利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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