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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疫情非傳統安全與兩岸抗疫 | |
http://www.CRNTT.com 2022-11-06 00:03:20 |
(一)安全的內涵與類屬 對於安全的認知,學界有著不同的解讀。國內外學界多以主觀認知或主客觀結合視角來看待安全的涵義。哥本哈根學派的創始人巴裡·布贊(Barry Buzan)等人認為安全與生存密不可分,“當一個問題被表述為對所指涉對象構成生存的威脅時,安全問題就產生了”,但他們並不狹隘地認識安全,認為安全具有政治、經濟、環境等多重指涉。〔1〕邁克爾·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對布贊等人的“安全化”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吸收,認為該理論僅將安全視為一種認知和言語上的體現,“無法把握和體現當代國際政治進程以及複雜的交流制度之間的關係”,主張適當擴大安全化理論的適用和解釋範圍。〔2〕奧利·維夫(Ole W.ver)以過程視角來解釋安全的維度,強調安全作為“一個演變的過程”,其形成以意圖為基礎,以一種“言語上的政治行為”確認安全問題的存在,〔3〕因為“言語不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動”。〔4〕也有學者從主客觀結合視角來解讀安全的涵義,阿諾德·沃爾福斯(Arnold Wolfers)認為安全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上都是一種“免於威脅的自由”。〔5〕大陸學者王逸舟將“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的狀態”作為安全討論的起點,是主客觀結合論的支持者。〔6〕餘瀟楓等將安全視為心理上的一種狀態,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觀結合基礎上強調安全的主觀成分。〔7〕台灣學者張登及從安全的類別出發,認為所有類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個核心的概念——“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舊採用的是主客觀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對安全內涵的辨析進一步引發了對安全的外延——安全類屬的探討。由安全所衍生出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形態,在冷戰結束後形成正式的分野,學界也多以此為劃分。陸忠偉等就認為非傳統安全是冷戰後國家安全觀念的擴展和延伸,將非傳統安全視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國家實體以外更廣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軍事因素所引發,直接影響和威脅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發展、穩定與安全的跨國性安全問題”,通過借助比較分析來尋求非傳統安全理論的核心內涵。〔9〕朱鋒將非傳統安全視為安全理論範式的一次重大變革,因為它將安全的指涉對象轉向了廣義的人的安全。〔10〕陳先才將非傳統安全視為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即“安全觀念與現實存在的問題”,他也認同前述陸忠偉的觀點,將非傳統安全的產生歸結於“非政治和軍事威脅因素引發的跨國性安全問題”。〔11〕但李開盛等人則主張回歸安全理論本身,將安全指涉對象和主導價值作為區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分野,認為以冷戰結束的時間框架作為區分兩種安全形態的方法較為籠統,不能夠對安全的學科體系進行清晰呈現。〔12〕台灣學者黃秋龍認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這樣的互動會使安全的範圍、層次、領域相應的擴大化”。〔13〕一些區域研究的學者也認識到安全的主觀性所帶來的局限,約恩·多思(J.rn Dosch)在對東南亞地區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發現,由於對非傳統安全的認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不一致,往往導致東盟內部不能形成統一的決策與實踐,對於非傳統安全的應對也停留於紙面。〔14〕大衛·阿拉塞(David Arase)認為非傳統安全更聚焦於人的安全而弱化國家的安全,他將威脅來源的非軍事性作為劃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一個重要標準。〔15〕對於如何應對非傳統安全帶來的跨區域威脅,學界集中於對不同次區域的競爭與衝突作為研究背景,試圖在這樣的安全進程中尋求良方,以解決不同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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