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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邊界30年 | |
http://www.CRNTT.com 2008-12-10 00:06:33 |
也許我們可以說,是曾經洶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設立經濟特區,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粵港邊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鎖邊界以後,就沒有停止過。偷渡風潮來得最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稱,逃港最多的寶安縣,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萬人,逃出7037人。由於大批人員外流香港,寶安縣丟荒土地20多萬畝。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許多基層幹部——寶安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 1978年夏天,有幾萬人湧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機會,收容所人滿為患。捲入逃港風潮的不只是邊民,遍及廣東全境。在廣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鳴鞭炮祝賀。 境內外巨大的經濟差距,是逃港者的動力所在。1978年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僅77.4元人民幣,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農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幣,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農民同期收入為1.3萬元港幣。 偷渡事件驚動了北京。來到寶安調研的中央和廣東省領導人,被深港兩邊的發展落差深深震動。他們明白,反偷渡,堵解決不了問題,根本的辦法是放寬政策,發展經濟,縮小兩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將“逃港”熱潮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聽後說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當一切開始回歸常識,當人的正當需求被重視,變化就這樣發生了。 1978年四五月間,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團考察港澳,回京後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說幹就幹”。廣東省委迅速行動。 習仲勳到深圳、珠海視察,要求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儘快縮小深港兩地差距。 他還提出幾條新措施: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採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吸收外資搞加工業;恢復邊境小額貿易等。他鼓勵當地幹部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與廣東省不謀而合的,還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方案。 其後的事情,中國人都已十分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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