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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記者：真是够刺激的。  　　周其仁：也許是下鄉十年的經歷，對農村的實際生活有直接的觀察與體驗，所以那些教條化的理論，一概不能吸引我們的興趣。當時，類似我這種情況的老三屆學生不少。氣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讀喜歡讀的書，討論喜歡討論的問題。後來，我們自發組織了一個業餘讀書小組，大家關心學問，也關心時事，聚在一起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光。   　　很巧，當時人大經濟系的資料室有位老師叫白若冰，沒有上過大學，但對理論問題有濃厚的興趣，也參加我們同學的讀書活動。白若冰的父親跟杜潤生是戰友，他去看杜潤生的時候轉述了我們讀書會上爭來吵去的一些話題。杜老當時官居國家農委常務副主任，竟然也對我們的議論有興趣，把我們這些“毛孩子”約去交談，聽我們那些意氣風發而又難免書生氣的見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由於全部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其中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發展組”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兩個研究機構的領導人鄧力群和杜潤生的支持。杜老在會上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他是為了這麼一樁偉大事業後繼有人，才支持我們青年人自發匯聚起來的。杜老還要大家記住他的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這是多少年後我們都忘不了的。  　　走上農村調查之路  　　記者：“發展組”成立的時候，農村正湧動著改革大潮。  　　周其仁：“發展組”成立後不久，國家農委開具介紹信，還給了一點調查經費，我們就利用暑假到安徽滁縣地區做農村調查。這個地方是1977年後全國又一輪包產到戶的發源地之一。我們跑遍了定遠、鳳陽、嘉山等地的農村，詳細調查包產到戶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面臨的新問題。當地幹部和農民向我們介紹這一改革的艱難歷程，回顧歷史上自發的包產到戶怎樣成為他們的“救命田”，要求包產到戶長期化、合法化。現實告訴我們，一場深入的農村改革勢不可擋。調查結束，“發展組”撰寫的研究報告，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讚賞。他批了一大段話，說這個報告對包產到戶後的農村問題講得一清二楚。後來還聽到傳達，他在中央會議上專門談到，中央的經濟決策必須以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基礎，要求各中央國家機關從有過下鄉經歷、又考入大學的年輕人中，抽選一大批來做調查工作。因為這個講話，1982年的夏秋之際，“發展組”就成建制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我們尚未正式畢業就已經被“分配”了。  　　記者：也就是說，你們就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  　　周其仁：是的，正式畢業後，我們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此，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就成為我們的工作。“發展組”在建制上是農經所的一個研究室，但研究調查工作由杜老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領導。1985年，“發展組”的部分成員組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隸屬國家體改委，留下的研究骨幹繼續研究農村問題，到1986年正式組建了“發展研究所”，直屬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這兩個機構是一套人馬，主任都是杜潤生。所以，我們從大學畢業前開始，就一直在杜潤生指導下工作。杜老擁有厚實的農村、農民和多方面的科學知識，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他思想開放、待人寬厚，尤其對年輕後生，從來就是循循善誘。正是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老擁有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和協調力。他從不在乎年輕年老，不在乎級別高低，不在乎身份來歷，只要有好的觀察、獨到的想法，他就願意聽、願意與你討論。正是杜老的堅持，一批年輕人才被吸收到中央農村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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