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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重新“接地氣” 　　記者：1996年你受邀回國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去國五六年，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你是不是感到有些隔膜？ 　　周其仁：隔膜還談不上，1993年後為了畢業論文，我也數次回國實地調查。但畢竟“離土”已經六年，自己的“實感”被歲月磨去不少，希望有機會補補課，接一點“地氣”。好在回國不久，機會很快就來了。杜潤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參加一項從黃河引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水工，歷來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點，多年之前我就有過興趣。在當代，水成為“國家的公共資源”，產權界定的模糊無從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結果是到處喊“水資源危機”，同時到處浪費水資源。顯然，這是一個不應該放過的題材。1996年秋，我就和宋國青教授帶了幾位學生，直奔黃土高原而去。 　　記者：這項研究進行了多長時間？有什麼收獲？ 　　周其仁：差不多持續了三年多。因為有約定，至今我們還沒有公開發表過一個字的報告。但是借著這項研究，我們對水權、水價、水市場、“國家工程”的決策與執行、以及國家工程的建設體制，對競爭、壟斷（包括所謂自然壟斷）等等問題，都有了一個比較透徹的理解。 　　這裡得到的認識是可以舉一反三的。譬如1998年以後我開始著手研究電信問題，最早的“感覺”就是與“自然壟斷”有關的。基礎電信網絡似乎與大的供水系統一樣，只能有一個網路才能保持技術上的“最優”。所以不少人認為，最順理成章的體制，就是這類產業由政府獨家專營。但是我們在山西供水工程的調查研究中，恰恰對所謂“自然壟斷”帶來的巨大成本有極深的感受。這提醒我們，理論上“最優的”制度安排，本身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問題是，黑板經濟學家對真實的成本或代價所知甚少，所以他們推導出來的“最優”，一旦加入真實的成本之後，究竟還有多優，往往是個大問題。正確的思維，是對不同制度安排的不同費用進行比較：允許獨家壟斷有代價，打破獨家、引入數家競爭也有代價，關鍵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三網合一、數網競爭》就是這樣寫出來的。事先不知道的是，中國為了進入WTO，正醞釀電信業的又一波開放。因為寫了一系列電信問題的評論文章，結果我就成了“電信問題專家”。 　　記者：網絡產業經濟問題和“水工”問題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 　　周其仁：其實，無論農村問題、水工問題還是電信問題，對我來說，區別只在於經濟行為的技術約束和制度約束有所不同。至於人的經濟行為本身，基本邏輯是一致的，所以通用的經濟學就可以了，本不再需要什麼特別的“專家”才能够加以解釋的。剛才講到，在電信開放的論戰中，我對網絡產業經濟問題的認識其實來自於“水工”。後來放膽去“碰”教育、郵政、股市、醫療等話題，分析的基本線索都是一樣的，只是各業的具體約束不同，“碰”起來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記者：在“水工”之外，你還走進企業，對企業進行調查研究。此前你似乎一直關注農業問題，好像對企業研究用力不多。 周其仁（笑）：這是一種誤解吧。對公司研究的興趣可算由來已久。你剛才提到的那篇研究報告，就是1980年代農村調查研究的一個理論小結，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數億中國農民卷入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在組織上不能只靠基於血緣關係的家庭，更不能靠基於行政命令和強制力的國有組織，而要靠基於市場契約的公司。 　　記者：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主要體現，基於市場契約的公司文化非常發達，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沒有公司，有的只是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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