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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 如何構建

http://www.CRNTT.com   2009-02-19 10:39:13

二是通過粵港澳共建“金融合作與開放試驗區”，來加快推進三地資金的自由流動。鑒於在現行條件下，粵港澳形成人民幣與港幣、澳門幣的自由兌換及流通的機制，內地所有省市都可以“借”這個通道，將人民幣匯出，因此，粵港澳共同設立有一定外匯管制的“金融合作與開放試驗區”，可以做到在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貨幣的情況下，既可實現粵港澳資金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動，配合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為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又能確保國家的金融安全不受到大的衝擊。具體做法是：先建設《港深金融合作試驗區》，再建設《港澳珠金融合作試驗區》，爭取在三至五年內，使三地互相落實給予對方金融機構國民待遇，將人民幣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試點擴大至珠三角的九個城市；其最終目標是中央授權試驗區立法機構享有部分金融管理立法權限，消除三地金融法律差異，並推動“人民幣亞洲化”，實現三地金融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全面融合。這個“金融合作與開放試驗區”，可以在《規劃綱要》中所列舉的“深圳前后海地區、深港邊界區、珠海橫琴新區、澳珠跨境合作區等合作區域”中設立。  　　　　　　　　　　　四、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落實《規劃綱要》領導協調機構  　　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構建“一國兩制”下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是一個大舉措，涉及到許多制度性和操作性的難題，非地方政府所能夠自己解決，需要粵港澳三地和中央政府共同面對。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既需要粵港澳政府的努力，也需要粵港澳社團、企業等民間機構的協助，更有賴於中央政府的統籌協調和支持。為了確保《規劃綱要》的有效落實，有必要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領導協調機構，這既是中央的權力，也是中央的責任。  　　從制度層面來看，由於“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合作有別於內地“一國一制”下區域性城市之間的合作。“一國兩制”使港澳與廣東省實現經濟一體化受到種種限制。粵港澳共同打造國際大都會，實現人員、資金、貨物的自由流動，皆需要國家給予有別於內地區域間城市的特殊政策。這不是粵港澳自己協商所能決定的事務。實際上，與經濟全球化中自發的、民間的、非制度性的市場性行為特徵不同，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是各個主權國家、經濟主體和關稅區在體制和機制上的銜接，它的主要行為特徵是政府的、官方的、有組織的制度性行為。構建珠三角國際大都會，實現粵港澳經濟融合，必須依靠大量政府行為，在經濟、法律、社會、政治、行政體制各方面調節配合。粵港澳合作絕對不是由廣東、香港和澳門來主導的一個區域的自願合作，而只能是在整個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上，由中央政府來指導支持並統籌協調來支撐的一個合作體系。離開了中央的領導，根本無法成事。  　　從操作層面來看，儘管《規劃綱要》鼓勵廣東“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與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但必須看到的是，粵港澳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存在相當大的困難。這不僅因為三地體制不同，而且由於合作規劃涉及地區分工以至利益分配，沒有中央牽頭協調，三地自己協商難以解決問題。這也是粵港澳合作的許多重大事務往往議而難決、受到拖延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粵港澳之間的重大合作事務，不可能離開中央的領導和參與。例如，港珠澳大橋雖然是涉及三地的地方性項目，但中央不單統籌推動，而且直接投入50億元人民幣資本金。中央的行動才是使久拖不決的港珠澳大橋工程能夠啟動的關鍵。再如，與澳門一水之隔的橫琴島開發，不僅最後要由中央決策，而且還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視察訪問澳門時作出宣布。由此可以看到，只有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領導協調機構，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制，既及時決策，又有效監督執行，以確保《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落實和構建“一國兩制”下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成功。  　　落實《規劃綱要》的組織領導機制，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由中央政府牽頭，國家發改委、港澳辦等各有關部門和粵港澳地方政府負責人參加的領導協調機構；第二個層次是由粵港澳三地組成的《規劃綱要》實施協調機構。中央領導協調機構的工作，主要是就重要事務及項目作出決策，解決重大難題，指導編制有關跨地域的合作規劃及重點專項規劃，協調中央有關部門對落實《規劃綱要》的支持配合工作，督促檢查《規劃綱要》的落實進度等。粵港澳地方協調機構的工作，則主要是具體協商編制區域合作規劃及重點專項規劃，協調落實具體的合作項目和事務，督促檢討具體的工作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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