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去尋租化”是改革必由之路

http://www.CRNTT.com   2010-07-07 10:53:15

在西方經濟史研究與制度經濟學視域下，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制度因素堪稱一個謎 　　中評社北京7月7日訊／舊的增長方式已經一再暴露，政府營利、“縣際競爭”推動的GDP增長不是多數國民相對平等共享的增長，與此同時，公平與正義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慘遭破壞。近年，執政黨與中央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目標，毋庸置疑，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部門非營利化、“去尋租化”是題中應有之義。《東方早報》今日登載首席評論員袁幼鳴的文章“政府‘去尋租化’是改革必由之路”，其內容如下： 　　近日，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著《當政府成為經濟組織》一文被各類媒體廣泛轉載。吳曉波在文中介紹張五常教授在其新著《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對中國經濟長期高增長秘密的解釋：縣級政府以低廉地價等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再以增值稅形式同入駐企業分利，由此形成的“縣際競爭”構成對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推動。“張教授高度讚賞中國目前的縣際競爭制度”，對此吳曉波表示質疑，稱“這個制度安排，卻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點。比如，在一些民營企業看來，它似乎缺乏公平性”。吳曉波還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話表達擔憂：即使在GDP掛帥意義上，政府的財政要求也未必總是導致促進增長的制度安排，也可能導致某些阻礙增長的制度安排。 　　在我看來，諾斯在經濟史研究中並未遇到與最近30年發生在中國情況類似的完整案例；在西方經濟史研究與制度經濟學視域下，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制度因素堪稱一個謎。但是，西方人的困惑可以理解，而近幾年國內一些人也人雲亦雲“中國奇跡”無法解釋，並肇造出一種盼望權威解釋的期待氛圍顯得相當滑稽，他們或為西方經濟理論所俘獲且患上知識依賴症，或對中國經濟運行與政府行為的“真實世界”一無所知，二者必居其一。張五常以地方政府基於營利目的的“縣際競爭”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任何一個在政府招商引資部門或經濟開發區工作的人均能給出生動注解。在網上書店關於《中國的經濟制度》評論留言中，就可以看到知情網友貼出的“縣”與“縣”如何競爭、“縣”與企業如何博弈的翔實材料。 　　無可否認，“縣際競爭”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是，比照“真實世界”，它僅僅涉及非常淺表的層面。根據我的持續觀察，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大根本性特色是，所有的政府部門與承擔“二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均屬營利組織；政府部門同時也是經濟組織受到體制與機制支持，制度安排本身鼓勵政府部門從事長江頭上海人所言“扒分”、長江尾重慶人所言“找錢”的逐利活動；中國政府部門與事業單位高比例處於“半飽”狀態，來自財政的正常撥款遠遠不夠各項費用支出（此處不討論合理行政成本問題），不足部分由法人運用公權力以五花八門方式自行解決；政府部門不僅與企業、老百姓等亂收費對象形成經濟關係，政府部門之間同樣隨處可見在商言商關係。以張五常不吝表揚的1994年分稅制為例，其起碼在中西部地區造就了國稅系統與地方政府博弈關係——正是在“縣”這個平台上，隨分稅制由中央垂直管理的國稅局與縣政府動態地日複一日討價還價；垂直撥款無法支撐國稅系統運轉，不足部分由地方財政補貼，地方財政並非傻子，為什麼要承擔補貼義務呢？原因在於增值稅徵收行政權力掌握在國稅系統手中，只有在國稅局完成徵收指標後，地方財政才能提成，“皇帝不差餓兵”，地方政府只得支付“租金”。稍加留意還能發現，手握罰款權的部門在可以提成時精神抖擻出門執法，規定不能提成便消極怠工，恢復提成後重新精神抖擻，這樣的現象在過去30年間很普遍、很常見。順便提一句，一些好心腸學者不明中國公共部門財務安排特點，聞聽法院系統的經費將從上到下撥給，立即歡呼司法將在財政上獨立，實屬高興得太早。按照慣例，由上至下撥款只占經費一半，法院即使得到撥款，照樣得“扒分”與“找錢”。 　　在扣除討價還價、相互羈絆、以鄰為壑等耗散之後，政府部門“半飽”狀態激發的辦事並營利的激情是否總體上有利推動經濟建設中心工作？它提供的誘因是不是比“縣際競爭”更深層次的經濟增長秘密？這倒是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問題，我尚無答案，在此僅提出現象，留待主流經濟學家進行“經濟解釋”。張五常教授自詡“經濟解釋誰也比不過我老人家”且一向喜歡“過癮”，解釋這類問題或許足夠過癮。 　　在承認“縣際競爭”的解釋能力後，實有必要追問，中國經濟必須順著如此“路徑依賴”走下去嗎？吳曉波提出疑問，我再進一步——明確反對這樣的“路徑依賴”。首先，“縣際競爭”套路屬於“既成事實”，但它並非“應然”，難稱“非如此不可”。這是一個認識論問題。一些人或許會說既有“奇跡”擺在那里，在認識論範疇的酸腐問題上糾纏不休挺無聊的。那麼，敬請持這樣觀點的人打量一番GDP數字之外，既有增長方式累積的負面後果，以及堅持舊“路徑依賴”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要素支撐。如面包師眼中只有面粉和酵母一樣，張五常眼中只有經濟增長，於是不吝對任何促成經濟增長因素十分舍得地表揚；一些既得利益者和犬儒則為GDP所綁架，覺得數字一旦不好看，四大皆空，什麼都無從談起。其實，這同樣是一個認識論問題，誰又能說中國經濟顧忌一些約束條件做出新的路徑選擇，增長速度就一定會大幅跌落？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相當數量資方人士不是聲稱要關廠，且一些知識分子也跟著起哄嗎？數據顯示，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後，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切到的蛋糕並未變少，資方人士活得比工薪族滋潤，獲得的激勵依舊。 　　舊的增長方式已經一再暴露，政府營利、“縣際競爭”推動的GDP增長不是多數國民相對平等共享的增長，與此同時，公平與正義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慘遭破壞。近年，執政黨與中央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目標，毋庸置疑，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部門非營利化、“去尋租化”是題中應有之義。近一段時間，關於“中國模式”的話語泡沫越吹越大，大有三人成虎之勢。我以為，討論“中國模式”倒是沒有理由繞開“縣際競爭”這一經濟增長秘密，而正是“縣際競爭”說明“中國模式”根本不成立，因為“縣際競爭”在全球範圍內鮮有國家和地區具備學習、效仿的制度與文化條件。個別國家或許有，但人家另有特殊國情，有自己的“主體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