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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改變香港 也將改變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1-07-21 14:33:16

香港新移民中的南來文人  　　莫問南來意——香港新移民中的南來文人 　　 　　文_廖偉棠(作者系香港詩人，由於是回歸後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個獲益者，被香港媒體稱作001號回歸詩人) 　　遠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從北向南，移動著文化中國的邊境線，這群人被稱為“南來文人”—“南來”是古文說法，即來南方之意。比如我們熟悉的詩人戴望舒，他於壯年來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運正好與香港重叠。他在香港主持《星島日報》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內地極盛的名聲和號召力，網羅大量在戰亂中的內地可能無法發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報紙上重建了一個流亡中的文化中國。而當他被日軍逮捕下獄以及出獄後被困香港，他的詩風為之一轉：開始面向人民說話、並且把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完全相融於一體。 　　戴望舒與其他一些南來文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有強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個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鄉，戴望舒在香港度過他最快樂的、也最不幸的時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謂“我隨身攜帶著我的祖國”，有西方詩人曾如是說。人在，即國在，戴望舒在香港，則中國在香港，這是一代南來文人最大的意義。 　　可以說六十年代之前，南來文人是香港文化結構的絕對中堅，小說家中的劉以鬯、徐速分別寫下了當時中國最前衛的實驗小說和香港最暢銷的青春小說，詩人中的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力推現代主義，影響了日後大多數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學和藝術抬頭，本土意識確立，南來文人的角色才漸漸減弱，甚至隨著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創作日益蓬勃，南來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識相形反而見得保守落伍了。 　　“南來作家這個名字現在簡直帶點原罪的意思。”我曾聽南來小說家、《香港文學》主編陶然如此說道。八九十年代以後，香港文壇中提到南來作家，莫名地總帶點貶義，似乎總不如“土生土長”來得響亮，貶意的來由，陶然坦然道出：“後來許多所謂南來作家，他們對文學談不上獻身，只是利用文學進行交游，他們的名片上一大堆頭銜，作品卻貧乏欠缺，這形成了大眾對南來作家的負面印象。” 　　幸好還有一批在1997前後來港的作家、文人，以無可非議的作品質量、文化視野甚至文化參與的力度，為“南來作家”一詞挽回不少面子—當然，他們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南來作家，包括我，我們無論身處何地，都是用漢語寫作、寫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一個發聲的平台。 　　黃燦然和鄭單衣 　　這樣的人，我第一個認識的是黃燦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個“名人”的聯繫電話，就是廣州博爾赫斯書店陳侗給我的黃燦然的電話。電話里的黃燦然是個急性子，和他翻譯中的細致從容、詩歌中的沉著舒緩大相異趣，他喜歡滔滔不絕地說話，而且總有話說，總有創見。但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在詩歌中的那種自信，比如他這樣寫自己：“如果他有什麼驕傲，那就是/他在現實中低頭，/而不向現實低頭。/他低頭是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認他與眾不同”。也許這種自信就來自於他對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歲來港，沒有文憑沒有靠山，只好在工廠打工—就像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平民階層新移民一樣；但是黃燦然沒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錢，幾年後考回暨南大學讀新聞系，因為喜歡外國文學，他又沒有局限於新聞專業，而是自學英語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說的，英語詞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語不但成為他的工作依靠(他畢業後一直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翻譯)，更成為他立命之本—國內普通讀者知道黃燦然，更多的是因為他是翻譯高手而不是詩人。但擁有詩歌寫作、翻譯、評論三項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後唯獨黃燦然。黃燦然作為一個詩人在其詩作中的敏感、明晰、準確與從容等特點，也呈現在其評論之中。 　　在文學以外的生活，黃燦然和一般香港市民無異，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鰂魚湧，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顛倒。因此他所寫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場景，不同於早年“南來作家”強調的異鄉人的孤立無援，他寫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樂，作為一個老移民，只有涉及寫作者的特殊身份問題的時候，他才顯出與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後者安於現狀的低調和平等。但他又能安於長期做一個報館翻譯，因為這份工作單純、穩定且保障了他日間寫作和閱讀的時間，即使以他的名氣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勝任一個教授的職位或者一個公共文人的虛榮。 　　和黃燦然同屬第三代詩人中佼佼者的鄭單衣，他後於我一年多來港(1998)。作為詩人，他比黃燦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詩一樣，看得見的才氣橫溢，靈氣騷動，並且毫不掩飾。很明顯，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實在中隱忍前進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鄭單衣的川貴式率性，因此單衣剛來港時頗不適意。直到幾年後他的詩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譯筆甚佳，銷路頗廣，鄭單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聲名鵲起，繼而在國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視，被邀請參與各種詩歌節、研討會等等，並多次舉辦收費詩歌朗誦會—那一段日子，單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個能以詩為生的詩人。但也許他對香港的生活始終不適應，從市區搬到了離島坪洲，居住在一間很夢幻的屋子里畫起了油畫，偶爾，我在坪洲碼頭能碰見他逍遙的身影。據說現在他來往於家鄉貴州與香港之間，無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鄭單衣從不曾認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詩人，香港的生活也難以從他的超現實詩歌中窺見端倪，這倒讓我想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迫來港、視香港為客居流離之地的“南來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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