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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

http://www.CRNTT.com   2011-08-29 18:11:48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並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麼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現象。應該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種爭論都是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提出了許多、並且解決了其中的一些實證問題，而且從方法論上對過去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並且把差異很大的前近代中國與歐洲都歸結為來自“奴隸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模式是一個很大的糾正。由於這種模式改革前在中國史學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壟斷性，因此這場爭論在中國的意義尤其大。 　　但是，如果說過去那種關於“封建社會”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有問題，那麼如今這種圍繞“人口、氣候和瘟疫”做文章，並且熱衷於爭論古代“GDP”數值的新西方中心論史觀，恐怕也有同樣的毛病。過去那種史觀是“制度決定論”，尤其是經濟制度（即所謂生產關係）決定論，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今天無論講“必然”、“偶然”都不談制度，恐怕也有問題。如果說必然性的“人口規律”與偶然性的氣候、瘟疫災變對西方中世紀的盛衰確實有某種作用，那麼在中國它們也有同樣作用嗎？就像過去說中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封建社會”因而有同樣的“規律”那樣？ 　　這顯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這樣的氣候災變，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紀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明顯不同步。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卻出現“貞觀之治”；14－15世紀發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災時，中國卻又出現永樂、宣德“盛世”。而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 　　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麼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為殘酷的戰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叠。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麼中國歷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為“人禍”了。 　　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於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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