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

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http://www.CRNTT.com   2012-02-09 09:03:57

三 、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從1985年5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幾年推動“價格闖關”。這意味著，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制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此前，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制”，即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產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產的產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個過渡性的體制，在顯著刺激增產的同時，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亂：同一個產品的“市場價”高於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於任何有“門路”的人，都有機會把計劃軌道上的產品倒賣到市場上而大發橫財。一時間，“尋租”盛行，公眾反感。鄧和他的同事們決心推進價格改革，解決問題。 　　價格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闖關”，是因為此前的波蘭，因放開食品價格，影響工人生活，導致大罷工和波蘭共產黨的下台。中國“價格改革”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穩推進，沒有誰可以打包票。鄧小平決心用自己的權威推進價格闖關。他甚至說，乘我們老同志還在，勇敢闖過這一關。 　　1988年7月，國務院宣布開放名煙名酒價格。這其實是一次試探性的前哨戰。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方案》。不料，會議公報發表的當天，全國各地就出現居民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擁到銀行擠提存款的風潮。十天以後，國務院宣布加強物價管理、不再出台物價調整項目、提升銀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頓市場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治理整頓”。第一波“價格闖關”擱淺。 　　事後我的理解，在累計發放貨幣過多的條件下“放開價格”，勢必把原先“隱形通脹”轉成為群眾不可能接受的顯形高通脹。這證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強力支持，在高通脹環境下也難以順利推進價格改革。中國進入了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頓”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銀根、壓投資、管物價;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改革停滯。讓中國和世界大吃一驚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奮力推進中國改革。他以一個88歲退休老人的身份，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特別提出了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問題：堅持計劃體制是不是就等於“姓社”(會主義)?走市場之路是不是就等於“姓資”(本主義)?他的答案石破天驚：計劃和市場都不過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社會主義同樣可以走市場之路。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國於1992年再度勇闖價格關。是年，新放開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產品[10.82 -2.35% 股吧 研報]價格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範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並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產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闖關”最終成行，“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經濟學家通常會不遺餘力地推崇市場價格機制。這不足為奇，因為有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傳統的鼎力支持。可是，為什麼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鐘?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三個層面。第一，蘇聯式計劃體制的實質，是把整個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這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組織運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產全部信息的成本，決策和指揮的成本，以及發現錯誤並加以糾正的成本，等等。作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員，鄧小平多年負責處理國家一線事務，幾乎就是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的執行長。正因為對原有體制不堪重負的成本壓力有切身感受，也對原體制的運行效率極不滿意，才迫使鄧小平比局外批評家更明白，權力過於集中的主要結果，恰恰是無法有效行使國家權力。歷史把這位執行長推上了決策人的位置，鄧小平決意改革，順理成章。 　　第二，鄧小平倡導的開放，啟迪了一代中國人，也啟迪了他本人。作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學生，我感受到那幾年湧動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想法、新衝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多年封閉後對外部世界的觀察、比較和思考。無論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所有當時在經濟成就方面令中國羨慕的經濟體，沒有一個套用蘇聯計劃模式的。這些經濟體都允許“看不見之手”發揮基礎的資源配置作用。他們的經驗說明，價格機制並不是洪水猛獸，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大膽試一試? 　　最後一個層面最為隱蔽。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coordinate)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叙述至此，我們也許要為一件事情而感到遺憾，那就是科斯教授從未訪華，因此也沒有與鄧小平先生謀面的機會。不過，我猜想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制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制、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裡，國家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制協調一並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台。 　　我們有幸目睹了歷史性的一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制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制前進——他們“會面”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歷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制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裡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