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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胡抑魯”、“揚魯抑胡”及其他

http://www.CRNTT.com   2010-07-24 09:07:38

二、關於胡適。胡適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是文學革命、文學改良、戲劇改良、整理國故、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等中國文化、文學現代化重大事件的積極的實踐者，是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倡導者與急先鋒。胡適是深受西方民主精神影響的政治上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者，胡適這樣表達他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尊重自由……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凡是愛自由的，凡是承認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的，凡是承認自由難得而易失故必須隨時隨地勤謹護視培養的，都是自由主義者”，胡適認為，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而限制政府權力，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更是當代自由主義思想的題中之義，這些對於苦於反腐敗的政治制度建設乏力的今天的人們，難道不是那樣樸素而本質的真理嗎？在建設民主的社會主義嶄新政治精神與政治體制的今天的時代，我們不能忽視作為政治自由民主主義者的胡適的價值，我們不能不牢記作為現代政治的自由民主精神的守衛者的胡適的方向。 　　三、關於魯迅的思想。魯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論》）魯迅思想貫穿一生的中心是他的關於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許壽裳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回憶說：“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些思考決定了他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使他一度學醫；後來受到刺激，“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變國人的精神，從而選定文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魯迅早年留學日本，在對中日兩國進行比較的時候，他採取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國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說：“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複興，在改善。”魯迅的思想體現在文化上乃是屬於大概念上的文化激進主義，例如他對中醫、京戲、中國文字、中國的文化傳統的極端的與毅然決然的態度。他說，“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呐喊.自序》）魯迅說：“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還打比方說方塊字是大衆身上的結核菌。（《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在五四時期，魯迅一談到舊文化舊制度，往往深惡痛絕，有時把話說得很“絕”。他甚至曾經用這樣義無返顧的語氣來表示：“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華蓋集.忽然想到》）關於立人和改造國民性的思想，確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在建立何種類型的政治體製作為中國社會長遠的、合理的發展的基礎的問題上，衆所周知魯迅是傾向於民粹主義的大方向的，從個人性格、感情傾向、政治傾向的全體來看，魯迅脫離不了民粹主義的大的思想和政治利益的群體。而在激進的民粹性質的革命基礎上整合的自由、平等、個性主義、國民性改造等等只能歷史性地走向自身的反面，中國的現當代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是魯迅與之有親和力和觀念與利益上具有歷史發展意義上的一致性的民粹性質的激進革命的思想和實際政治運動，使魯迅的個性主義和國民性改造的思想胎死腹中並歷史性的染上思想自身的反諷性質和無可避免的悲劇色彩。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全部思想在歷史的現實發展之中並不具備一個足夠深刻、正確的政治思想上的合理的基礎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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