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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猝死之謎

http://www.CRNTT.com   2011-06-18 10:51:13

李濟為何要唱對台戲 　　李濟為何要講那些話，那些話是否都針對胡適？回答這個問題得研究李濟在1962年2月24日前後的心態，更要研究他一貫的思想。 　　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生根，這個問題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不懂得形式邏輯體系和實驗驗證的古代中國，倘若科學在那里生根那才是怪事。1953年，愛因斯坦在致斯威澤的信中談到：“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聖賢沒能做出這些進步感到驚訝。這些發現竟然被做出來了才是令人驚訝的。” 　　這些觀點深深地刺激著李濟。1952年8月，他在為石璋如編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時說：中國學術界接受科學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諱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訴中國的科學家說：“李希霍芬在中國調查地質總算有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與見識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終不相信，中國的斯文秀才會放棄蓄長指甲、出門坐轎子並帶一個書童侍候的習慣。”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歐洲科學家的法門；中國秀才不但不會學，也學不會的。但是斯文赫定說：“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見就一定不是這樣。” 　　1953年8月，李濟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關於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一文。李濟首先轉述羅素關於中國人面子觀念的印象：羅素說，他在北京教中國學生，也同在劍橋教英國學生一樣，學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業不夠標準的話，他總是盡責直率地教導他們。但中國學生的反應卻有些兩樣，要是不努力而告誡他的話，他們總表現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導的話，使他們失去了“面子”。在羅素看來，人與人相處，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許要使精神過分地緊張，人生樂趣減去不少；但是若把誠意隱藏一部分以將就面子，豈不有傷追求真理的精神？講面子與追求真理，有時是不相容的。進一步地說，愈是講究面子的人，愈不會對於追求真理髮生興趣；故重視面子的中國社會就沒產生真正的科學思想。 　　李濟認為羅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礙科學思想在現代中國推進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禮”為核心培植的中國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稱”的等差，這就是中國社會最講究“面子”的理論基礎，這樣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學思想日漸分歧。今後中小學的科學教育應以實物認識代替文字背誦；大學中近乎職業訓練的教育應放在工廠內；做研究性質的科學，學生除本國文字外兼能用一種外國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夠入學資格。 　　李濟對國民性充滿憂患意識，但批評的目的仍是對未來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濟在給張光直的信中寫道，“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的在那里排(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什麼‘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但是，每一個中國人—我常如此想—對於糾正這一風氣，都有一份責任；所以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中國民族的禀賦，備有這一智慧；適當的發展，即可對現代科學工作作若幹貢獻。你們的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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