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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滋養新的說理文化 　　就此而言，陳嘉映的《說理》和徐賁的《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都是值得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留意的著作。前者更多是從哲學的層次來闡發說理的“語言”、“語法”、“概念”等基本問題，是一册正本清源的“讓人學會公開運用理性”的充滿智慧的著作。 　　陳嘉映是當代中國大陸最沒有學究氣的哲學家，他善於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出發，抽絲剝繭地展示其緊扣核心問題層層遞進思考的哲學論證，同時，他也對如何建設公共文化的品質時有洞見。他認為“說理的目標是，通過在此一事上的說服，讓對方獲得理解，讓對方自己獲得理解的能力。說理的目標，若從根本上說，與其說是在一事上讓對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說是一種心智培育。”說理不一定是尋求對方完整地接受己方的意見和觀念，而同時是打開自我進行反省，因此，說理應該是一種“雙贏”的話語實踐，是彼此滋養心智生命的友善行動。 　　基於此，陳嘉映對中國讀書人多有犀利的批評：“我一直覺得，今天的讀書人，要用一套正確的觀念來指導時代，不僅是虛妄，更多是錯誤。觀念轉變不能指望觀念批判來包辦。批判鬆解了虛假觀念的束縛，為真情實感的觀念的生長開辟空間；而要生長出有血有肉的觀念，所需的不是讀書人的指導，而是每個人自己和每個民族自己的經驗與實踐。”就公共說理而言，每個人都應該是一個理所應當的言說主體，都應該在公共空間裡勇敢而清楚地自我表達，而不能將希望維繫在一群知識分子先知的指導之上。陳嘉映倡導知識人首先要誠實地面對自身的困境與限度：“讀書人不是先知，不是要用自己的觀念取代別人的觀念，用自己的觀念指導別人的生活。讀書人不是世外人，其受虛假觀念之制，殊不少於大眾，對自己的觀念進行深入的反省和更嚴厲的批判，應是深刻的社會批判的前提。” 　　《明亮的對話》則可以稱之為一本有品質的公共生活的“指南”或者說“公民教科書”。作者徐賁雖然任教於美國，但長期活躍在中國的公共輿論空間，發表了大量有品質的作品，著有《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在傻子與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等著作，產生了廣泛影響。這本《明亮的對話》是其在美國聖瑪麗學院教授論證說理和人文教育等課程時長期思考的結晶。 　　在徐賁看來，“說理並不表示一個人懦弱或放棄自己的想法，說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對方拉到自己這一邊來。說理是釋放一種理解、尊重、不輕慢對方的善意，讓彼此變得溫和而有理性。說理可以使雙方走到一起，擱置在具體問題上的爭議，共同營造一個平和而有教養的公民言論空間。有了這樣理性公民言論的中間地帶，人們才不至於自我囚禁在一種要麼惡言相向要麼啞口無言的兩難境地之中”。說理與公共空間的建設息息相關，而一個社會邁向有說理文化的境地，也需要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有一種“理解、尊重和善意”，也就是一種共同體的連帶感。有了這份初心，以及對人心可能的蒙昧的自知之明，才不會“理直氣壯”地以勢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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