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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新階段的方向與目標

http://www.CRNTT.com   2010-02-14 00:21:12

孫中山是兩岸的共同源頭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新階段的方向與目標，作者：劉源俊（台灣），前東吳大學校長、教授 　　孫中山是兩岸的共同源頭與自然凝膠 　　拋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眾多複雜的歷史糾葛不談，兩者的共同源頭無疑是孫中山。沒有孫中山當然就沒有中國國民黨；沒有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中國共產黨如何能成長？1949年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成功，基本上是由於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78年後中國大陸發展經濟，所標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所從事的各項計劃亦是奠基於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雖然過去若干年來中國國民黨已悖離三民主義──只剩一半（民權主義加半個民生主義），中國大陸卻在開始實施另外一半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加半個民生主義）。可說，海峽兩岸雖各走各路，卻存有保全三民主義的默契，孫中山是兩岸凝膠。 　　一般說，國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權四者；這是從執政者的角度的說法。從人民認同的角度說，則國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人民自有權不認同政權；人民若只認同土地、同胞、文化，雖不認同相關政權，政權還是必須承認他們是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發給“台胞證”嗎？“中華民國”政府也應發“陸胞證”。 　　早有人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若是真心要“統一”，何不摘去“人民”一詞，恢復“中華民國”國號，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當頓失憑依，不得不俯首稱臣。另方面，若是“中華民國”改名台灣共和國，則是自毀長城，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統一”的藉口，乃屬“自作孽，不可活。”任何人都不至於愚蠢至此。 　　因此，在現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孫中山思想的概括下和平共存似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有以俟新階段大智大勇者的到來。 　　中華文化是兩岸共同的語言 　　2009年7月在長沙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經貿與文化論壇”，在結論第一條標舉“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談文化問題，先要講社會主義的源頭。中國社會主義的源頭應當回溯到《禮記．禮運》（大同篇）：“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1945年，“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成為安全理事會會員國；1968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贈送聯合國一方藍色大理石碑，上面鐫有孫中山先生所書的〈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一重要文物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後仍然存在）。 　　孫中山先生對文化問題的看法有兩項要點：一、中華民族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孫中山先生繼承這一道統）。二、我們一方面要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固有文化，另方面要採擷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共領導當局應謹記在心。以下例舉兩端，略加說明： 　　文字是文化的載具。中共當局當年推行簡體字，固有其時代因素。然隨著中國大陸人民與外界華人世界接觸日廣，中共當局不得不承認，中華文字的正統仍然保留在台灣，在港澳，在馬來西亞。吾人不敢期望廢除簡體字，至少希望做到馬英九所提倡的“識正書簡”，最好是在小學教習正體字，也允許正體字書刊在大陸正式發行。兩岸科學名詞的會通與正誤，當亦是一即刻而具體可進行的重要課題。 　　儒家思想是中華文化裡的主流思想；而科學精神不祇與儒家思想原相通，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更是科學精神的上位思想。這點，兩岸的大部分提倡科學的知識分子（無論是科學界或非科學界）與當政者都尚未能認識到。 　　中華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西方一向視大學為“造就並管理知識”的場所──其任務包括知識的傳授、保存、創造與傳播。這符合西方文化的傳統──“以智轄德”。有些大學重視所謂“通識教育”，以與“專業教育”相平衡，但其中所強調的仍是關於知識的教育，只不過強調專業以外的知識耳。 　　“中華民國”〈大學法〉第一條以前的文字是：“大學以研究高深學問，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1993年公佈的新〈大學法〉第一條文字改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換言之，已不強調研究“高深的”學術，也不強調養成“專門的”人才。實際上，有些大學把研究學術放首要，有些大學把培育人才放第一，有些大學則以服務社會（推廣教育）為重點。1970年代以後，各校開始重視“通識教育”，以補“專業教育”之不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相應的文字是第四條：“……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第五條：“……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大學也開始重視“文化素質教育”，以補“專門教育”之不足。 　　若只重視知識的造就與管理，其後果則會是學術風氣、學術倫理與學術品質的敗壞。在中國傳統教育裡，既重視德性，又重智慧──“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在西方，即使是沿著重視知識這條道路，艾德勒（MortimerJ.Adler）也指出：“知識”的最終目標是為獲取“智慧”。19世紀的紐曼主教還有一段話，頗有啟示：“大學之道，博大而平庸；在提昇民智，教化民心，淳化民風；在為大眾立心，為生民立命；在發揚並匡正時潮；在利導權勢，在改善平日交往。……”他的觀點與中國儒家相近，注重德性與智慧。 　　一般西方大學教育裡雖並不講德性與智慧之類，但他們在大學外另講求宗教以補其不足。但若中國現代大學也學西方，在大學裡只重視知識，在學校之外又沒有宗教的潛移默化，就有很大的盲點──換言之，德性既無從培養，智慧也無從啟發。更何況，現代的家庭教育已經式微或受扭曲，不足為恃！ 　　2008年以來，全球已陷於金融風暴的危機中；究其本質，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其中隱含的問題包括：能源與資源匱乏乃至逐漸枯竭、大氣增溫因而天災益頻、環境破壞、貧富懸殊、道德倫理淪喪、科技掛帥與惡性競爭、意識型態衝突（特別是穆斯林與基督間的）、資訊氾濫……，人類前途其實茫茫。展望未來，人們應全盤重新檢討大學的宗旨與做法。 　　在這方面，台灣與大陸的大學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除了彼此擷長補短外，應互勉在高等教育的宗旨裡，在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與服務社會之外增加“砥礪德性”、“啟發人生智慧”，與“促進人類的和平與和諧發展”三項。換言之，大學對發揚中華文化與關懷人類前途負有更高的使命，非祇是“促進國家發展”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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