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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蕪其人與“胡風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他從北京回來後便寫了《向錯誤告別》。1951年12月4日,舒蕪到邕寧縣搞土改試點,巧遇北京文藝界土改工作團成員、劇作家魯煤,舒蕪就將寫好的這篇文章拿給他看,說是為了思想改造寫的。魯煤看了這篇文章覺得不妥:怎麼能夠把自己過去寫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全盤否定呢?他給北京的朋友徐放寫信表示不同意舒蕪的做法,覺得應提醒胡風要多了解舒蕪這個人,並說,你可以把我的這封信給胡風先生看。胡風很快給魯煤回了信,說舒蕪“往往從現象入手,憑觀念演繹……‘新觀念’變化太大了,把過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別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可是舒蕪仍覺得“我雖然寫了一篇萬把字的《向錯誤告別》,但思想上卻一直輕鬆不起來。覺得這麼大的問題,做這麼一點工作,很不夠。越來越感到應該要做一個比較像樣的交代”。(《舒蕪口述自傳》)  　　1952年5月25日,舒蕪在《長江日報》上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文章的頭一句便說:現在很多人不重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呂熒(著名美學家,畢業於北大歷史系,時任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在講課時把毛澤東的“講話”作為最後一章來講,還說:“我和路翎還有幾個人……有共同的錯誤,是跟胡風理論上拘泥的傾向很相適合。”當時呂熒正在接受“思想改造”,見到舒蕪點了自己的名,就一氣之下辭了職。舒蕪這篇文章被認為是他“反戈一擊”的開始。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胡喬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報》於6月8日全文進行了轉載,並根據舒文“還有幾個人”加上了按語,指出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資產階級文藝集團”。這就為以後對胡風的批判描繪了雛形。舒蕪事後說:“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老實說也有點兒後悔,覺得畢竟搞出了一個‘小集團’的概念。”   　　胡風對舒蕪的這種做法深表不滿,說他“無恥”,你檢討自己的思想問題好了,幹嗎把別人也拉扯上,還把這些人都推到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對立面?這種方式實在太可惡了!他在給路翎的信中談到:“曾由武漢轉信給他(指舒蕪),要他深入地寫一寫,他就這樣‘深入’了。”緊接著,舒蕪在6月22日的《文藝報》上發表了《致路翎的公開信》,又點了他的老朋友路翎、呂熒、胡風等人的名:“路翎,作為一個曾在錯誤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寫這封信給你……還有幾個人,曾經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個。”胡風批駁這封信說:“看了以後,覺得意外。在我的理解上,他所說的理論問題不但混亂得很,而且也是和我連不上的,對路翎同志的批評,在我看也是和路翎同志連不上的。”  　　1952年7月,胡風被周揚通知從上海來京“討論文藝思想問題”,參加全國文聯整風。  　　舒蕪的兩篇文章發表後,受到胡喬木、周揚等人的重視,認為舒蕪是個能寫文章的“槍手”,決定將他調來北京。9月,舒蕪離開南寧時,廣西省委宣傳部負責人曾挽留他。但舒蕪執意北上。離開“邊遠城市”是他多年來的夢想。  　　途經武漢時,舒蕪對他的老朋友曾卓(“七月派”著名詩人,曾因胡風案被逮捕入獄)說:“北京拿胡風沒辦法了,請我這次去是當大夫,開刀!”舒蕪到北京後即參加了由周揚主持的“幫助”胡風的會議。會議將舒蕪提交的《向錯誤告別》印發給了代表。這個“幫助會”從9月到12月共開了四次。胡風表示:“大家對我的幫助很好,但是,我還要慢慢地消化。”  　　1952年12月27日,舒蕪給胡風寫信,“那篇文章(指《向錯誤告別》),回去後將重寫。因為大致是要發表的,將只檢查自己。那篇文章對你們提的意見,則想著只幾個人看看的性質,所以盡所能理解的寫出來,其中不對的地方一定有,僅提供參考”。胡風後來說:“他安詳得很,這是轉過頭來用笑臉把我也當做小孩子看待了。”  　　批判會期間,舒蕪按林默涵的要求到胡風家里去了一次,他們到一個小酒館吃了飯,又去天壇公園交談。胡風問:“我們過去的理論究竟錯在什麼地方?”舒蕪也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天晚兩人分手,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友好地告別”。  　　舒蕪在“批胡”的同時,與中宣部領導談妥了條件:調往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審。半年後,三十一歲的舒蕪正式舉家進京。這意味著一群人的悲劇和他本人的悲劇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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