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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域文化高度關聯政治 應高度重視

http://www.CRNTT.com   2011-03-30 00:23:27  


 
  對於這種情況,我們還可從理論上進一步加以闡釋。福柯有句名言:“知識即權力”,說明知識(文化)從來就不是唯美、純粹的自治領域,而是與權力(政治)緊密糾結在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稱民族是一“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說,一個人認定自己從屬於哪一民族、哪一國家,主要取決於“文化”,相同的“文化”--譬如說著相同的語言、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是某一人群組成一個“民族”並認同這個民族的主要依據。20世紀國際學術界出現了“語言的轉向”,近二三十年來更出現所謂“事的轉向”。“事認同理論”認為:人們通過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建立起自我認同。人們所訴說關於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顯示他們如何回答一連串與自我存在、自我實現有關的問題,借著訴說故事和實踐故事中的暗示與期望,人們逐漸變成他們後來所呈現的樣子。關於個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事,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

  簡單說,“認同”問題緊密關連著歷史或文學的事,這種事可以塑造或轉換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國族認同”。如果回想一下,我們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很大程度是從小父母對我們講的,或是中小學的教科書上這樣說的,而且大多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傳達給我們的。由此我們也可知道無論“台獨”人士或是日本右翼人士,為什麼他們對於教科書都那麼重視。近年來,“認同”問題成為台灣學界的焦點,以“認同”為主題的著作接踵而至,層出不窮。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不約而同地跨界進入文學的領域,一改以往主要依據社會調查或歷史檔案資料立論的習慣,廣泛選擇和採用了遊記、善書、小說、民間傳說、日記、雜誌、語文教材、報紙社論與專欄等各種事性材料作為其論述的主要論據,這都說明“文化”與“認同”的緊密關係。

  在現實社會中,如果說“政治”更多地指高層政治人物的活動,那“文化”則更多地指向民間--廣大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台灣,很多現象表面看來屬於政治問題(如選舉),但歸根結底,其實是文化問題。因此我們對二者的關注不可偏廢。當前的台灣政治研究中,往往注重於選情的分析,關注什麼人會當選,但這些民調的資料、選票的統計,只能回答“是什麼”(即說明當前是什麼情況),卻無法回答“為什麼”(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以及“怎麼辦”(即我們如何促使它改善)的問題。比如,選前的民調往往只能“預知”而無法“改變”選舉的結果,如要瞭解部分台灣民眾為何會產生某種認同上的偏差,也許只有從歷史中去尋找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至於要對民眾的認同取向產生作用,文學(廣義的“文學”還包括報刊、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媒介)則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試舉一兩個例子。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閱讀了魯迅等左聯作家作品而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不知凡幾,甚至使蔣介石後來在總結大陸失敗的原因時,將之歸於國民黨文藝工作上的失策,稱其為“一摑一條痕”的教訓。1又如,筆者於2007年上半年在彰化師大客座時,目睹某親綠電視台在其專題節目中以1948年軍警當局在上海槍斃共產黨員,以及德國法西斯在二戰中殺害猶太人、屍體堆積成垛的畫面當作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國軍”“血洗基隆港”的“證據”,由此深刻體會現代媒體--特別是當它有意散播一些虛假內容時--在塑造或扭曲民眾認同時可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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