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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各界人士致信清華反思大學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1-04-24 11:21:03

劉再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北大，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都屬北大，這一點無可爭議。但清華總是被視爲新文化的對立面，却不公平。錯覺的原因是因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三個代表人物梁啓超、王國維、吳宓都被視爲保守派。尤其是吳宓，他和劉伯明、梅光迪、柳治征、胡先彇等先生創辦的《學衡》被視爲《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動。 　　其實，吳宓編輯《學衡》雜志期間（從1921到1924）身在南京東南大學。直到一九二五年初，他才被聘到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不過，他是一九一七年由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派往美國學習的，因此被視爲清華文化的一個符號，也理所當然。一九二五年梁啓超被邀擔任研究院導師（于一九二八年夏季辭去職務）。 　　同年，王國維也受聘于研究院，幷携全家遷居于清華園，兩年後自殺前夕留下的遺書囑家人把他“行葬于清華園塋地”。與王國維相比，梁啓超更早就與清華大學有關係。一九二0年，他結束了歐洲之旅（從一九一八年年底開始，和丁文江、張君勱、蔣百里等同行訪問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國）回到中國不久，就到清華講述“國學小史”，一九二三年又再次到清華講學。由于梁啓超訪歐時親眼目睹西方的社會危機，因此回歸故國後在上海吳淞公學發表演說幷寫了一些文章，認爲中國數十年來一味效仿西方，終歸失敗，幷認爲中國不可以照搬西方的議會制。在新文化運動熱潮中，他發表這些意見，便被誤認爲是反新文化的保守派。梁啓超被視爲文化轉向，王國維被視爲擁護張勛復辟的遺老，吳宓被視爲《新青年》的唱反派，于是，清華就被剔除于新文化的範疇之外了。我現在爲清華請命，提出問題，是從兩個層面著眼。 　　第一，是把“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這一範疇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分開，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爲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突出的、走向巔峰的部分。五四之前，晚清有個維新思想運動，這也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從1898年嚴複發表《天演論》和康梁維新運動前後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就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了。所謂新文化，乃是與中國故有文化相區別的帶有异質的文化，即以西方理念爲參照系的文化。梁啓超提倡新小說，改變了中國文學史把小說視爲邪宗的觀念，便是新文學革命的先河，而他在史學上用進化史觀取代循環史觀，哲學上介紹霍布士、笛卡爾、洛克、康德等西方大哲（參見《西儒學案》），這也是“五四”的先聲。王國維介紹康德、叔本華等也應作如是觀。梁啓超把甲午海戰前前後後的“接受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王國維語）的潮流，稱作“晚清之新思想運動”，我們把這一新思想運動視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與序曲，幷不唐突。胡適、魯迅這些五四健將無一不受其影響。胡適自己說，連他的名字都是在“適者生存”潮流下的産物。魯迅則說他在水師學堂裏最快樂的事是吃辣椒、剝花生米、讀《天演論》。 　　梁啓超認爲，晚清新思想運動的主體不是西洋留學生，他說：“晚清之新思想運動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所以他責備說：“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于國家。”他大約沒想到，正是這些西洋（還有東洋）留學生，發動了另一種規模的新文化運動，把啓蒙的重心從“新國民”（群）移向“新個人”（己），而在運動興起之時，他已踱入研究室寫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儘管他對西洋留學生早有爲微辭，對以留學生爲主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不介入，但他畢竟爲這個大運動開闢過道路。儘管此時他的思想已回歸傳統，立于保守之地，但叙述中國現代新文化史，都離不開身在清華的先覺者的名字。 　　第二，在五四運動中，胡適與吳宓的對立，《新青年》與《學衡》的對立，魯迅對《學衡》的批評，使吳宓被“本質化”爲反新文化的符號，這也是不妥當的。我這麽說，本需用論文形式來論證，但我已“返回古典”，不想再進入這一論題。今天只能簡單地講講。首先，我認爲胡適與吳宓都是美國留學生，他們都在美國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只是接受的是不同學派的不同思想，胡適傾心的是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科學方法，吳宓則師從白璧德（I?Babbit）。杜威實用主義理念所派生的“學校如社會”的教育思想，在美國影響極大。這種思想的正面影響是使學生不會當書呆子，負面則是不重系統的知識灌輸和“德育”建構，而身在哈佛大學的白璧德則强調“紀律”（規律），强調“規範”，包括講文學紀律、文學規範，本就保守一些。吳宓在《學衡》雜志中，曾對白璧德及穆爾的人文主義思想做了認真的評介。這些評介，當然是新文化。此外，吳宓還用西方的宗教理念和哲學理念解釋《紅樓夢》，我曾引述過他的論述，其理念與方法都很新鮮。 　　特別應當提起的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清華有兩個同道，除了王國維就是吳宓。關于這一點，已故哲學家和西方哲學翻譯家賀麟先生曾做過公道的評價，他說：“……從文化價值的觀點，特別提倡美育或藝術，以作新文化運動時期，介紹新文化，改革舊思想舊道德的重要指針的人，當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力主以美育代宗教，已揭示了西洋近代宗教藝術與宗教，同樣做有力提倡，見到二者貫通一致，相互爲用的地方的人，我們應舉吳宓先生……吳先生所謂‘借幻以顯真’，意思實與蔡先生‘藝術所以表現本體界之現象’相通。現象屬幻，本體屬真。吳先生所謂‘由美而生善’，與蔡先生認爲美有增進超功利的道德之作用，甚爲相符。不過吳先生對于宗教價值之尊崇，認藝術爲方法，宗教爲目的之說，便超出了蔡先生所處的啓蒙時代的思想了，至于吳先生認政治實業等皆須有宗教精神充盈貫注于其中的說法，尤值得注意，蓋依吳先生之說，則宗教精神不一定是中古的出世的了，而是政治實業，換言之，近代的民主政治，工業化的社會所不可少的精神基礎了。德哲韋伯于其宗教社會學中，力言歐美近代資本主義之興起及實業之發達，均有新教的精神和倫理思想爲之先導，吳先生之說，實已隱約契合韋伯的看法了。”（“西方哲學的紹述與融會”，《賀麟選集》第370-371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吳宓先生無論是努力評價白璧德、穆爾的人文主義思想，還是譯述Heornle的《神、心靈、生命、物質》一書，或是講美育、釋《紅樓夢》，都進入到世界西方新思潮的深層，我覺得應把這些深層論述列入五四新文化的內涵。陳寅恪先生在王國維墓碑上的題辭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正是世界新文化的核心內容。擁有這種精神與思想的王國維、吳宓等清華學人，他們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應有重要的位置。  　　（選自《共鑒“五四”?“五四啓蒙課題答問紀要”》，二〇〇九年香港三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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