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祝華新：網絡輿論倒逼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第二，互聯網激發了政府的神經機能，提高了決策速度，使政府變得耳聰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發事件應對中，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提出的“速報事實，慎報原因”法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概括的“黃金4小時”法則，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強制措施”原則，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的慎用群眾“不明真相”“別有用心”提法，社會學家單光鼐提出的黨政一把手到鬧事群眾中聽取意見、不要把警察推在“前邊”的建議，這些創新手法，都有利於澄清網絡謠言，化解民眾對峙情緒，以和諧而不是高壓來締造穩定。 　　前不久，四川會理縣領導考察鄉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網網友發現做了PS處理。網民批評政府弄虛作假，紛紛PS炫技，把會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種新聞現場。會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賬戶，向網友道歉，說明是縣政府網站工作人員好心辦了錯事，並公布了全部照片。縣領導還以自嘲的心態，和網友們一起欣賞那些PS照片，最後又向網友“討饒”：感謝大家讓我們“免費環游世界”，現在我們已經回到了工作崗位，也請大家把目光轉向美麗的會理。這個“懸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機處置，簡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營銷”，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圍繞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網絡輿論的反彈，政府主政部門和新聞網絡管理部門還在“拉鋸戰”。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門就怪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管理不力，是互聯網把地方搞亂了。特別是7.23動車事故以來，面對網上的眾聲喧嘩、群情激憤，可能有人會從另一個方向總結教訓，再次陷入對互聯網的恐慌不安。其實，動車事故，首先是鐵道部的救援不力和處置失當，傷害了民眾的感情，然後才輪到檢討媒體和微博是否“失控”的問題。很多負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機，然後才是輿論危機。打壓媒體報道，封堵網絡輿論，並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會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聯網特別是微博客，形成了對公權力的有效節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近日在協會官網上談到，“文革”中讀到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的一段話時十分驚訝：“一個黨，不允許有其他聲音，這樣下去表面上說現在代表著無產階級，但是當革命的熱情在這個官僚體制下被耗盡之後，腐敗、墮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曉梧呼籲：“如果改革的熱情耗盡了，很危險。”而微博上流傳的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描繪改革啟動時1985年蘇聯官場特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33年前，中國改革以“文革”為反面教材，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劫後餘生的老一輩革命家，從國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開啟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國社會日益板結，利益格局固化並出現大規模“世襲”，改革推動乏力。在這個時刻，互聯網為激活中國社會變革，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深厚的道義資源。 　　第三，互聯網教會政府如何面對“意見領袖”，發展“網上統一戰線”，習慣與社會“自組織”力量共處與合作。 　　網絡“意見領袖”群體的崛起，讓公權力平添了一個從旁監督、說三道四的群體。對此，一些官員出現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須改變。在新的輿論環境和社會格局下，政府得學會在互聯網的雜音中執政，領導幹部得學會在網民眾目睽睽的“玻璃房”裡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確提出保障人民群眾的“四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意見領袖”有時能呼風喚雨，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地位或特權，而是他們代表了相當數量擁躉的心聲。沒有民眾的意見，也無所謂“意見領袖”。因此，寬容和傾聽“意見領袖”，也是尊重民意，體察民情。當下社會轉型期，現實問題成堆，各種矛盾盤根錯節。在基層一些地方，社會矛盾有所激化，“意見領袖”致力於打撈“沉沒的聲音”，提請政府和全社會警醒。“意見領袖”的批評質疑聲，恰恰說明廣大民眾對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熱切期待和堅決支持。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