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鄭永年：中美關係和亞洲安全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10-11 10:57:20

缺少機制使得“安全困境”惡化 　　亞洲的這種局面已經惡化了國際關係文獻中人們通常所說的“安全困境”，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自私安全行為，導致了另一個國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體地說，這個安全困境表現在兩個互相關聯但又可相對區分開來的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中美兩國關係，即兩國之間存在著的安全利益的衝突。第二個層面是小國和中、美兩大國之間的關係。面對中美兩大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如何，小國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本欄聚焦於中美關係和亞洲安全困境問題。第二層面的問題另文討論。 　　任何兩個大國的關係本來就不好處理，但中美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更不好相處。很簡單，一個是崛起中的大國，而另一個是明顯相對衰落中的大國。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也就是外界所說的中國開始崛起以來，在大部分時間裡，除了中國自己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認為，對亞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這是西方所有國際關係教科書上的觀點，也是人們堅信不疑的觀點。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必然對其現在所處的國際地位不滿，必然挑戰現存秩序，挑戰現存霸權，從而會最終導致不安全、衝突乃至戰爭。 　　但是經驗告訴人們，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對亞洲區域安全的主要挑戰不僅可能來自於崛起中的大國，即中國，而且更能來自於一個衰落中的大國，即美國。 　　過去30多年的歷史，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歷史表明，較之衰落中的大國，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比較有信心，更能夠理性從而和平地解決問題。這些年來，中國的國際行為體現出幾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中國是一個文明類型的國家。數千年的歷史，使得中國的主要決策者具備了其他大國很少有的大歷史觀，他們往往能夠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長遠的問題。理性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很重要。中國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國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歷史觀聯繫在一起，而後者的理性更表現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國的這種理性表現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國對處理國際問題，甚至和自己有關的國際問題，往往比較慢，顯得不慌不忙。儘管西方稱之為“拖延戰略”，但實際上是中國想在這個過程中，邊做邊想，找到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中國把很多問題看成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相信只要這個過程在繼續，總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式。這有些類似於中醫所說的道理。因此，中國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較溫和。與之相比較，美國更能夠追求眼前利益。美國的國際行為往往表現為西醫的“外科手術”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國並沒有刻意要和美國爭做大國。儘管中國也有少數一些人抱有爭霸的心理，但作為國家，中國整體上沒有這樣的國家意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告訴人們，如果中國要成為大國，那只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致，而非人為的努力。中國的古典《易經》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沒有事情是不變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處於變化過程之中，沒有恒定的事物；只有“變”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變的。所以，正如一個大國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樣，一個大國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擋的。人為的因素可以發生作用，但極其有限。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勢”，即客觀規律。在和美國的關係中，中國避免了蘇聯的選擇。蘇聯選擇了和美國爭霸，而中國則不僅選擇了不和美國爭霸，而且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接軌。這個選擇當然是中國決策者所作的，而之所以能夠作此選擇是背後的中國文化因素。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