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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中國不同模式之間的共識和兼容

http://www.CRNTT.com   2011-12-22 10:40:58

為達到目的，廣東等泛珠三角地區的高級領導人都在區域戰略發展框架下，設計了一個政治訴求本土化和當地化環節，用來整體協調戰略宏觀當中的政策和民生細節。以廣東為例，當地主政者開始在廣東佛山的順德區實施“大部制”改革，重點在精簡政府部門，同時進行“社會管理創新”嘗試。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鄭永年看來，部分“行政三分”的改革想法是想借鑒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試圖建立行政主導的體制，既有效率，也不腐敗。這樣一來，經濟模式和區域經濟發展框架，同政治改革發生了具體和實在的關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黨政關係可以說一直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順德這次改革不僅沒有回避這個問題，而且開始嘗試新的做法，並同時在考慮政策在不同區域的適用性。 不同模式的對話 　　在對廣東順德調查期間，我發現，有關順德項目的調查和分析，或許應該放在中國政治的框架之下進行考慮，分析廣東模式之下的順德模式，中國模式之下的廣東模式，亞洲世紀的中國表達，全球化語境之下的亞洲困境和中國困境。 　　這樣一來，順德如果存在某種模式，它解決的是在中國政府現有治理框架之下，由於經濟效率和經濟先行造成的政治時差，以及由此導致的基層社會民主、政治活力和合法性延續、經濟增長的政治基礎性危機、累計性政治民主改良等綜合性問題。 　　我們不應該單單理解順德模式是中國官僚體系中的一個具有上升潛力的地方官僚的微觀革新，或許可以將由大部制、社會管理創新、中共政權的能動性反思構成的廣東改革，視為一種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模式實驗。 　　如果我們將研究視角從中國移到北京、再度轉到廣東、以及廣東的順德，同時將順德視為廣東模式區域管理創新的地方表征，我們或許能看出在中國的“政治星圖”中，順德所呼應的不僅是一個隸屬佛山市的區域改革樣本，而可能是中共政權基於控制性、可能性和未來性的政治實驗。 　　長期以來，很多人淡忘了廣東人對於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政治模式探索的諸多革命性創舉：以梁任公、康南海、孫逸仙為代表的廣東人本土知識精英的亞洲政治表達和文明復興的探索。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以及《飲冰室合集》中表達的中國叙事和政治抱負，完全是基於中國實際的亞洲想象和中西秩序設計。康有為以《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為代表的政治讖緯，更是從中國的政治基因裡，尋求一種具有自我革新的原式。孫中山的革命實踐和《建國方略》，更是超越了單一的漢民族和中華國度範疇，進行亞洲主義和亞洲世紀的初步嘗試。 　　因此，現有的廣東模式，從大的歷史想象中，或可視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餘續，它最重要的價值是解決中國困境的問題，也就是中國在1900年以來的諸多救國興國嘗試的頻繁路徑變更的問題，導致中國社會自然資源的巨大消耗，和未來前景的多重迷思。中國需要在保持現有經濟活力基礎上，解決政治、倫理、社會等多重維度的徹底轉型，在不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公民社會等西方建構口號的前提下，形成一種基於中國政治、經濟事實和文化遺產的區域改革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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