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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憶：我的哥哥遇羅克

http://www.CRNTT.com   2012-03-17 12:00:26

“文革”開始一片混亂 　　1966年初，報刊上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了空前規模的批判。善於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貪官”、“罷官”、“奪權”上作起文章來了。按照他的邏輯，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等於麻痹人民，維持和延長統治階級的統治，是反面人物。而貪官激發階級矛盾，促使人民造反，農民起義又一直公認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所以貪官比清官更具有進步作用。於是，羅克寫了《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給《紅旗》雜誌和《北京日報》寄去，都被退了回來。他在日記中氣憤地寫道：“報紙上一些無聊文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  　　他又給《文匯報》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雖然發表了，但改了標題，删成3000字，並寄來五元稿費。羅克當即把稿費退了回去，給《文匯報》編輯部寫了封抗議信。那些天他顯得有些興奮，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總算替吳晗還擊了幾下，出了一口悶氣。”  　　哥哥有一篇珍貴的日記留了下來，從這篇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買來《文匯報》（13日）一看，果然有……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很！不過，這在家裡卻掀起了軒然大波。父親和母親及和父親下棋的棋友們都害怕起來。他們一見到那標題《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標題也使他們不知所措。整個版面的安排對我也純屬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删的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逼垮。難道我還有什麼顧忌嗎？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晗不是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諸君只是跳梁小丑。‘爾曹身與名俱裂’，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這時，報紙和電台廣播中，奇談怪論和顛倒黑白的東西越來越多，思想混亂也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美其名為“文化革命”。羅克的日記中，對它是這樣評價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這是給初出茅廬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禮，‘群眾運動’的洗禮！好一個‘群眾運動’！不講官面文章，誰也不會相信修正主義者會怕這樣的大會！更可笑的是，口號裡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遠不夠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沒有公布，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麼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決不是什麼‘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蒙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麼不正常，即可作為證明。”  　　“1月27日 讀完《論語譯注》。我覺得孔的學說所以遠勝於莊、墨、韓非諸家，其原因正在於他的‘中庸之道’……明確地提出學問為政治服務，明確提出聖人可以企及……因為聖人並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學而知之的。這就是把學術公開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學說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學無術的緣故。”  　　對於運動初期學生造了老師的反，羅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師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長地說：“青少年的墮落難道與他們所受的教育不無關係嗎？聯想到給學生灌輸的東西，使學生只懂得鬥爭不懂得愛，整個教育界是有責任的。說是因果報應也不為過。”現在回想起這段話，還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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